（公元前18年-公元660年）

　　佛教是一位名叫摩罗难陀的印度僧人在384年经中国东部传入百济的，也就是在佛教传入高句丽的12年之后。据信百济自己开始塑造佛像不会晚于五世纪，因为上述在汉城出土的小型镀金铜佛像意味着当时那里已经在仿造中国的和印度的佛像， 而且据古籍记载385年在汉城修筑了一座寺院。但是，至今尚未发现刻有五世纪年分的百济佛像。已发现的最早的例证是从六世纪开始的，其中包括定林寺的一座三尊石佛像和一些泥塑像，在普愿寺遗址发现的一座镀金铜佛立像，雕刻在礼山一块大鹅卵石周围的几个佛像，以及一座刻有郑智远名字的镀金铜佛像。这些佛像的精细的脸部、厚厚的袈裟和典雅的形状都保留了元五里佛像所代表的魏和高句丽风格的传统，但是点点滴滴也看得出百济人作了改动。

　　六世纪末的所有佛像都明显表现出百济雕塑独有的各种特点，这些佛像中有在军守里发现的一座石雕佛坐像和一座金铜弥勒菩萨立像以及瑞山和泰安的磨崖三尊佛像。

　　据记载，百济在541年从中国梁朝请去了一些艺匠和画师。由此可见，中国南朝艺术必定从六世纪中叶开始影响了百济的雕塑。不论这是一些怎么样的影响，当时百济佛像的特点是表现了人的温柔的属性。小小的“白毫”，端庄而又自然的身躯，厚袈裟下的大量曲线，衣裾不再翼张，菩萨身上的袈裟的褶缝彼此重叠呈X形，底座的莲瓣造型简洁但是精致、这一切肯定都具有百济艺匠从晚期的北魏、齐和周的中国风格中发展而来的本国特色。使百济佛像真正成为百济风格佛像的是圆圆的、带喜容的脸上的无限慈悲的微笑。这种通常被称作“百济的微笑”的表情是独一无二的。

　　在中国隋、唐两朝的影响下，公元600年左右的佛像的形状变得修长了。躯体的造型变得丰满得多，有些菩萨的姿势还微微呈S形弯曲，不作端庄直立状。最充分体现了这些特色的是车明虎（Cha Myong-ho）收藏品中的一座金铜菩萨立像、从扶余窥岩面出土的一座金铜佛立像以及全罗北道益山莲洞里的一座石雕释迦牟尼坐像。

　　百济雕塑可以形容为比较精细，这是百济气候比较宜人、土地比较肥沃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