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青铜玩鸟俑
标号:037
名称:错银铜跪人（器座）
标号:038
名称:错金银铜壶
标号:039
名称:陶塑抵角兽（残砖）
标号:040
名称:错金银翼兽
标号:041
名称:错金银虎吞鹿（器座）
标号:042
名称:错金银鸟兽纹案座
标号:043
名称:铜铸牛、奴隶杀祭纹扣饰
标号:044
名称:青铜牛虎饰纹祭案
标号:045
名称:铜铸牛群饰纹祭枕
标号:046
名称:战国瓦当
标号:047
名称:战国瓦当
标号:048
名称:秦陶塑战马
标号:049
名称:秦陶塑鞍马
标号:050
名称:秦陶俑头部
标号:052
名称:秦陶俑-士卒
标号:053
名称:秦陶俑-将军
标号:054
名称:秦陶俑-武士
标号:055
名称:秦陶俑-武士
标号:056
名称:秦陶俑-武士(局部)
标号:057
名称:秦鹿纹瓦当
标号:063
名称:秦鹿纹瓦当
标号:064
名称:秦狩猎纹空心砖
标号:065
名称:秦螭纹镜
标号:066
名称:秦螭云纹镜
标号:067 第三章--第三节 第三节  秦代雕塑艺术的重大发展
    一、大型陶兵马和铜车马
    在中国旧有的美术史中，对于在历史年表上仅仅占了十五年的秦代的美术，多是一提而过。史籍上曾说到秦始皇在登上皇帝位后，即大建宫殿，并尽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铸为巨大的金人(铜像)列置宫门，咸阳宫中，列铜铸乐人十二，坐高三尺，琴筑笙竽，各有所执；又在建造泪水桥时曾命工雕力土孟贲石像置于桥下，还有蜀郡太守李冰修建都江堰时，曾于岷江上雕石犀牛以镇水，因而唐代大诗人杜甫写有岷江石犀牛诗。①另外在《西京杂记》中，记有“五柞宫西有石麒麟二，头高一丈三尺，是秦始皇骊山冢前物也”。以上虽有多种记载，但终无实物可见。至于其它绘画、工艺美术等，除极少数属于秦代的砖、瓦，偶有出土外，其他也甚罕见。因此，在美术史体例上，多将秦、汉合并论述，庶可成章。那知正如一般访古者常言，“地不爱宝”，就在1974年，陕西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于农民打井掘土之际，竟意外地发现了史无前例的惊人宝藏，即秦陵随葬大型陶兵马武士俑群的埋藏坑。说是大型陶俑，确是名符其实，俑人身高约1．85米，陶马高约1．60米，且全部画彩(惜埋于地下过久，色彩多已脱落)，像这样与真人真马同大的彩画陶质雕塑艺术品是中外考古发掘中从未发现过的。且其数量之多，更为惊人。在第一俑坑的试掘中，仅从16米长的地面范围内，就出土武士俑五百六十多个，拖有战车的大陶马二十四匹。现已探出的秦陵俑坑共三处，其中最大的第一俑坑，长230米，宽62米，坑中俑人、战车和骑兵队都紧密排列，估计全部发掘出土后，其数字当不下万件之多。
    俑像雕塑，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在奴隶社会时代，残酷的奴隶主在其死后，多是用生前所役使的奴隶来殉葬，妄想能得以永远继续其奴役人民的生活。在《墨子，节葬篇》中，曾描写出奴隶社会用奴隶殉葬的悲惨情况，谓：“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实际在考古发掘中，据统计，仅安阳一地的殷墓，就发现有人殉约五千人以上，足以说明奴隶社会中的阶级压迫何等残酷。这在奴隶社会前期尤其如此；稍后，由于生产的发展，奴隶主为了保全劳动力，才逐步改用泥塑、木雕或铜铸的俑人以代替真人殉葬。所谓“涂车刍灵”，都是用以代替真的人马、车辆以埋入坟墓者。在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由于地主统治阶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从事生产，这种用俑人车马来从葬的风气就特别盛行起来，它一直延续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漫长时代。而第一个建立封建社会统一大帝国的秦始皇，为了炫耀其文治武功，奴役亿万人民，因而不惜人力、物力制作出这样一大批能以如实反映强大的秦国面貌的陶俑兵马群，自不是偶然的。
    ①  咏岷江石犀牛诗：“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压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
    如此一批“举世罕见的兵马俑”(见1975年7月12日《人民日报》的报导)确是历史上罕见的珍品。武士俑都手持兵器(兵器已失散或朽烂，仅手势可见)，有的身着盔甲，有的只着战袍，一个个披坚执锐，挟弓挎箭，精神抖擞，严肃威武，如临战阵，拖车或背鞍待骑的大陶马，也是一个个膘肥体壮、飒爽矫健，昂首耸耳，如闻嘶鸣。最值得称赏的，是所有的武士俑像，不仅体躯动态、衣履装束等各有特点，而且他们的面貌表情，尤其是眉眼、胡须，发式、冠戴等，多人各一式，很少雷同。在人物性格刻划上，“有的巍然挺立，刚毅勇猛；有的容颜开朗，机智俊发；有的虎背熊腰，威武雄壮；有的须髯开张，意气昂扬。……形象丰富多样，难以尽述。”(《秦俑艺术》——《文物》75年11期)
  而他们的姿势，多是挺直站立，(第二俑坑出土的有半蹲式的跪射涌)显示出战阵的严整划一，但也可能受到制作技术上的局限。因体积庞大，泥胎过重，不如此就难于站立稳定，尤其需经窑火烧成，便作了这种利于大量制作，并保证坚固稳定的动态的选择，以致在总体的动态上，显得呆板一律而少变化。
    秦陵的大陶马，也是非常突出的制作。“竖立的双耳，贯注的眼睛，昂举的头颈，矫健的四肢，以及剪鬃缚尾的装束，无不表现出机警神骏，一旦驰骋起来，必然显出疾若闪电的动势。在这里，战马不单纯是军阵的组成部分，而且它那雄骏的神态，相应地补充了武士豪迈勇敢的战斗精神。” (《秦俑艺术》)。我们知道，在秦代以前，从地下出土的遗物证明，虽然在西周时代，奴隶主统治阶级多用真的车马殉葬，但陶塑或铜铸的马，却不曾见到。即在原始陶器或商，周青铜器中所见的象形器，多利用鸡、狗、牛、羊、犀、象、虎、豹，鹰、鸠等动物的形象，甚至周代还出现了驹尊，但马的应用绝少，而秦代竞忽然出现这样一大批不仅体积如真马，而且形象非常生动写实，富有活力的大陶马。从形体的真实来看，好像是从真的战马体躯上模制出来。试一设想，在以前从没有过的制作，竞能一举而达到如此的艺术高度，实令人惊奇。这当然是由于春秋、战国以来，生产力的解放而促成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和雕塑艺术的发展，以及雕塑匠师得以充分发挥艺术才能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秦代已重视养马，在征战中骑兵或战车的作用也很重要。据记载：秦始皇本人在指挥战事中，也曾骑过很多的名马，如“追风”、“逐兔”、“蹑影”、“追电”、“飞翮”、“铜雀”、“晨凫”等等，(详见《太平御览》卷896)。秦陵俑坑能出现这样神骏逼真，生气勃勃的战马群，当然与雕塑匠师们深入生活实际，对于皇家所养名马得有细心观察体会的机会是分不开的。在秦俑第一俑坑出土的，全是战阵行列中挽拖战车的马匹，第二俑坑才出现配有鞍辔的骑马，但两种马的姿势和神态是很相类的。即都是由直立的四腿支持着昂首挺立的躯体，并且显示出膘肥体健。特别是马的前肢和头部，都表现了飒骏矫健，竖耳嘶鸣的神态。很可能是由于体躯重量的关系，必须四腿分立支掌，以致全身稳定，缺乏动态变化。虽然如此，仍能表现出战马所具有的刚强骁勇的气质。
    这一批秦代兵马俑的出土，在我国考古发现和古代雕塑艺术上，特别是陶塑艺术遗产的价值上，确是举世罕见的。它充分反映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起封建的统一强大国家的秦始皇“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内平六国，外却匈奴，千里驰骋，所向披靡”的壮丽图景，体现出秦军“战未常不克，攻未常不取，所当未常不破”的强大力量和英勇气概，同时也说明了远在二千二百多年前，我国古代的雕塑工匠和窑工们所具有的惊人的才能和智慧。像这样一大批大如真人真马的陶塑俑像，正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巡礼》一文中所说：“和它们站在一起，好像是与一群生龙活虎的兵士列队为伍，不禁使人产生大敌当前，整装待发之感。”  “这些栩栩如生的陶塑群像和众多兵器，不只是秦始皇统帅百万大军的一个缩影，而且是秦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为我们研究那时代的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艺术提供了极宝贵的实物资料。”(《光明日报》1979年10月5日第3版)
    这批为数特多的大型兵马俑，不论在造型设计、具体塑作、烧制技术，以至塑造场地、泥料供应等等方面，都是极其艰巨、庞大的工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成这样一项繁巨任务，应是与秦始皇的强权统治分不开的。试想，要竭尽多少劳动者的才华和辛劳，才能创造出这种亘古未有的奇迹。
    这批大型兵马俑之所以特别突出，不仅是体积大，数量多，而且在塑造艺术上，也是极尽精致之能事。我们知道，现已出土的各代墓葬俑像，不仅量少形小，且多系模制，以致同墓俑像，往往状貌神态相同，颜面轮廓和周身衣纹，显得模糊，体、面关系不明显，立体感不强，精神面貌也显得松懈，缺乏生气。而这批兵马俑，很像是由雕塑者逐一精工捏塑而成①，因为所有俑人的神态、表情、年龄、性格、服饰冠戴，尤以发式妆扮等等，都各有不同。秦陵陶塑，如果是由雕塑者逐一捏塑，试一设想，要塑制出如此大量的巨型人马，即以今天的条件而论，作成一个泥坯，无一周之功，难以堆成；要在雕塑台上，精雕细塑成为一件完美的成品，又需若干时日?如此要塑制近万件作品，即便是集合了全国的雕塑专家和能工巧匠同时动手，也毕竟是一件难以设想的浩大工程。即使是模制，这个二千多年前的兵马俑群的塑制行动，仍可以说是我国美术史上有数的几次集中了全国力量，大批出产成果的巨大艺术事件之一。显示了我国古代多才多艺的劳动工匠们，即使在奴役生活的压迫下，仍能以发挥出劳动创造世界的伟大智慧。
    ①据初步了解，秦陵大陶俑是模塑成的，模塑有多种，所以显得人物形象姿态不相雷同，而且制模是足，头，手、上身、下身分为数块，待入窑烧成以后再粘接在一起。
    截至现在，秦俑坑仍在继续发掘中，总的评介，可待日后。现仅就出土的一部分并已经公开陈列的陶俑。列举其中的两个手执兵器的武土俑和一个铠甲俑来说，虽然手中原执武器已因年久朽失，但从他们严肃威武的气势，可看出是忠于职守的。士卒等级或各有异，但其精神抖擞严肃，则尽相同。另外，还有在第二俑坑出土的跪射俑，正全神贯注地作发射之状，惜弓箭朽失，使俑的威风不免减色。它和其它直立俑，在塑造手法上很相类似，从面部肌肉组合、发式结扎到甲衣鳞片、裤管鞋袜等，也都表现得细致入微，令人感到仿佛如从真人模制下来。陶马也有同样的情况。当然，从真的实体模制出来的东西，不能成为雕塑艺术作品，这里不过是说明秦陵陶塑的十分细致写实罢了。并且由此联想到十九世纪法国著名雕刻家罗丹的一件《青铜时代》名作，由于形象逼真，体躯大小如真人，因此，当这件作品在展览会出现时，有许多观众提出疑问，认为作者是从真的人体上模制而成的。这是欧洲雕塑史上的一段佳话。哪知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已出现了似乎足以与罗丹媲美的能手。当然时代不同，性质也有不同，但这确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
    总的说来，这一大批巨型秦俑、马的出土，对于认识和研究秦始皇时代的历史，以及秦代雕塑艺术的创作水平，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其产生的时代背景说，秦代正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初期，国家获得空前统一，疆土扩大，经济上有很大的发展，在如此良好的基础上，更由于统一六国之后，在文化艺术上，有了吸取各地各族新的营养的可能，而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变革，奴隶获得解放，阶级关系暂时得到缓和，劳动工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以相应的发挥，因而使秦代艺术有了空前的提高。这表现在雕塑艺术上、特别是表现在这批兵马俑的制作上，它不仅真实地反映了秦代的社会现实，体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胜利，显示出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士勇兵利，车坚马良”的旺盛局面，洋溢着歌颂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充满了生气与活力的“革命者”的气派，而且更体现了广大人民希望国家统一和强大的美好愿望。从这一意义来说，它是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一批优秀雕塑遗产，值得特别珍视。而这批俑像的出现，是与秦始皇本人好大喜功，想尽量利用宫殿建筑和雕塑艺术形式来夸示威严和“功盖万世”的功绩有直接关系。也是他利用极权，役使万民，集中各地名工巧匠和多种技艺人才，才能以集体完成这一宏大艺术工程。秦始皇为自己陵墓的随葬，竞如此大劳民力，试想，整个骊山陵的豪奢，要达到如何地步?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描述的“穿三泉下铜而致椁”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当是事实。秦帝国强大空前而转瞬即亡，这不能不是一个因素。
    在这批兵马俑未发现之前，秦始皇陵园附近，曾出土有少数陶坐俑，在历代陶俑中也属罕见。这里举出塑作手法全然不同的两件坐俑，可为秦代小型俑塑样式的代表作，两俑各高约50厘米，略大于一般墓俑，形象和表情，都显得肃谨，沉静．其中之一运用写实手法，把衣褶塑的特别真实细致，令人感到仿佛是两千多年后的现代塑作。这种写实手法与秦陵大陶俑是很一致的。而另一坐俑所运用的富有装饰性的造型手法，也是别具一格的。由此足以说明具有才能的秦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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