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豪强盘踞之区，因此遗留的东汉墓壁石雕也相当丰富。在1974年前往调查时，见已苋集历年出土的二百余石，保存在徐州市博物馆中，并且编印了《江苏徐州汉画像石》一书(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徐州汉墓石从雕刻的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颇接近于河南南阳和山东两城山的作凡只是少见狩猎、斗牛等题材、而多有有关墓主生活和农事耕作方面的农村生活表现，这可能是由于地区风尚的不同和匠工的日常接触有很大的关系。如反映现实生活之一石，所雕出的是墓主人接待宾客和农田耕作的情景。石面分上下二层，上层雕出奴仆成群的墓主人，正在接受来客的馈赠，下层所雕，显然是在墓主的田地中，正由长工辛勤耕种的图景。整个石面，鲜明地表现了地主阶级的享受和剥削。在雕刻手法上，虽较粗糙朴素，但生活气息很浓，不仅雕出二：牛拖犁耕田，而且连同运送种子的牛车和为农夫送饭的饭担以及跟随着母牛的小犊等苏北地区农村田野中最常见的景象，也都无遗漏地表现了出来，这应是由于雕工熟悉农村生活，对农田耕作有深刻的观察体会所致。因此石面虽小，却使观赏者获得一个广阔的视野，给人以朴实的生活趣味的艺术享受。
    又如在徐州铜山县汉墓出土的一石，描写的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写照，石面形式很类似前述山东两城山刻石，分三个部分，左边是纺织机正在紧张地生产，旁边好像还有监工的人，中部和右部是地主正在欣赏乐舞百戏，至于天空上则是鸟兽飞奔的衬景，全石面显得热烈紧张，是汉墓石最多运用的艺术手法。
    在徐州东南属于雎宁县境的“九女墩”1954年曾发现汉墓一处，经发掘清理，除出土珉玉雕成的玉碑、玉璧、玉猪等以外，因墓室早经附近农民挖掘，俑像等已不可见，即墓壁石亦被拆迁，难以复原。从残存的墓门石，门楣门额等所雕出的墓主生活场面看，多数杂有神龙怪兽和云树飞舞的题材，神话气息非常浓厚，但也有一处门楣石描写出石桥上出行征战的车马行列，这和山东武氏祠也有某些类似之处。(图片见《考古通讯>>1955年2期)
    徐州以东的东海县，1957年曾出土一处汉墓群，其中较大的一墓，除墓壁浮雕之外，还有背托蜀柱柱头栌斗的半圆雕人物造像。雕像似为一老妪，怀中抱有幼儿，儿作熟睡状，老妪似非常吃力地顶负着栌斗。这一雕像看来不像是神话故事，而是生活现实的表现。这种以现实人物作顶柱的题材，仅在1959年山东安邱出土的石室汉墓中有类似的制作，而在人物的形象上更为繁复多样其中有一柱雕为四十多人合力扛举的姿态(图见《文物》1960年5期)，这与东海县汉墓蜀柱同样是极少见到的。(见下册图125)，另有速写图片，见《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2期39页)
    1974年前后，徐海地区以南，靠近洪泽湖西北部的泗洪县出土有一批东汉墓石浮雕，这里已不属徐海，而是淮阴地区，说明江苏省北部的汉墓石室分布相当广泛。从泗洪汉墓石浮雕的题材和形式看，它是和徐海一带富有农村生活气息的制作是一致的。如其中描写纺织一石，不仅雕出了织线的生产过程，对于织机部分更比之其它已山土的汉墓石所雕出的纺织图更为具体。从织机上可以看出，经线的幅度和踏板等结构装置，都有很清楚的交代，这说明雕刻者是从现实中观察得来的。(图片见《文物》1975年3期76页)
    以上从总的说来，山东各地汉墓祠室浮雕，由于时期、地点不同，因而具有日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南阳墓石，则在早晚不同时期的雕刻技法上稍有区别，而在大的造型风格上是一致的，苏北墓石由于毗连鲁、豫，在雕刻技法和题材内容上，多少受有两地的一些影响，则是很自然的了。
    (四)陕北绥德一带的墓室浮雕
    值得特别加以论述的是陕西省北部绥德、米脂一带的东汉墓壁浮雕。它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一种与陕北的风土人情很相符合的特殊风格。绥德一带，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即为三十六郡之一的上郡治地，当时曾派大将军蒙恬和长子扶苏镇守，两汉时期。仍为中国北部重镇。东汉时，绥德更为通往漠北要道，形成为中下级官僚、地主、富商、边将聚居之处。他们富有财势，死后竞相厚葬，利用当地盛产的青砂石板，建造墓室，并在墓石上雕刻大量的装饰画面。新中国成立后，德县文化馆曾运交陕西省博物馆一百余石，并由博物馆编印了《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一书。以后，县文化馆又陆续收集邻近各地出土的东汉墓石壁雕约有数百块之多，计划筹建汉石刻陈列馆供人观览。1976年著者曾亲往调查，并择要拓印了许多拓片。现就其中有代表性的加以评介：
    陕北汉墓浮雕，在题材上绝大多数也是描写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如狩猎、农耕、宴饮、出行等，还特别有陕北高原的放牧题材，富有地区特点。在雕刻技法上则较为细致，作法似为先将石面磨光，后用毛笔画出所要表现事物的细部和轮廓线，然后用刀凿铲除轮廓线以外的背景底石，使背景与物象凹凸分明，背景底石的铲凿，也较为平整细致。由于墨线常有残存，在人面、衣褶、车轮，鸟羽各处，都画有并不凿刻的流利墨线，因此就形成了既是减地平雕，又是墨线绘画的双重表现形式。可惜的是多数墓石由于长期埋没地下，墨线多已脱落，仅留模糊痕迹，因而出土后成为剪影式的外形。偶有幸存墨线的，也多不易长久保存，令人深为遗憾。
  陕北汉墓浮雕，一般多用于墓门，包括门楣、门框、门侧石和门扉，组成一个整体。门扉雕饰多大同小异，一般均雕以“朱雀”、“青龙”、“白虎”、“玄武”四神及兽面衔环。门侧石上多雕守门卒吏或饲马、收割等内容。最精采的部分是门楣雕刻，虽然仍是描写墓主人的生活和历史人物故事等题材，但却格外丰富绚丽，不同他处。
    如绥德延家岔出土的一石，所雕为阵容煊赫的墓主出行狩猎图，石长280宽36厘米，从右而左，先是墓主宅第，接着是六辆马车列队前进，前后各有骑卫护从；接着在车队前展开了围猎场面，上下两侧是山林。惹人注目地出现了被围猎的对象，是一匹只有在漠北地区才能作为猎物的野骆驼。骆驼正在突围奔驰，神情紧张。加之在边缘处衬用了螭龙，鸟兽作为装饰，更显得全“画面”活跃、紧凑，成为一幅有动有静、有疏有密的完美而和谐的浮雕艺术作品。相类似的还有刘家湾出土的门楣和门侧石，门楣石长240，宽37厘米，中心部分雕出墓主人夫妇对坐在层楼下，左右有仆从跪侍，左侧雕出正在待宰屠的鸡、鸭、鹅、猪等家禽家畜，排列成行，好像在听候主人挑选。右侧楼外远处则有备用的车马和家奴们射猎野兽的描写，边饰则是陕北一带多见的草叶纹饰，内容丰富多彩，令人感到目不暇给。
    现存绥德文化馆内的东汉墓石中，较突出的是延家岔出土的二十四石。从雕刻体裁看来，全部应属一个大墓所有。其特点是题材迥异于其他墓石，大多数为神话幻想的描写。如其中有一门楣石，雕为神仙出行景象，所有的车队行列，驾车者和御车者，全是鱼龙鸟兽，显得光怪陆离，为现实中所未见。这类全属于幻想的题材描写，在其它汉代墓石浮雕中也曾有少量出现，如以题材丰富著名的山东武氏祠壁雕，就有神女驾乘云车，车前三龙驾驶，并且云车前还有雷公、风伯呼风唤雨以及雷电虹霓等，但仍不及这里有如此长的行列出现。这种出自想象的离奇幻景，说明当时雕工具有惊人的想象力。
    在我国美术史上，我们知道东晋名画家顾恺之曾画过一幅《洛神赋图》，是描写三国时期曹植的文学名作《洛神赋》所述洛水之神出游的故事。从画幅形象中，颇有类似于此石上题材的描写，但洛神云云是后此一百多年的故事，顾恺之的图画，后此就更远了。现在这件墓石出自东汉前期陕北民间雕工之手，令人颇感意外。其故事题材的依据，也可能是从《山海经》中得到启发。令人感兴趣的是雕工这种富于想象力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在中国古代造形艺术中，其承袭关系及其影响流传，是值得我们加以探讨的。
    在延家岔汉墓石中，还有两块面积宽阔的门侧石(长约110、宽约90厘米)，石上分雕出象征福禄吉祥的鹿和羊，雕工特别突出了鹿和羊的形象，但在四周空间和边缘装饰部分，则雕刻很多变形的螭龙鸟兽和草藤，交织飞舞，构成为全幅跃动的景色，有如幻境，其艺术想象力与和谐生动的装饰手法，都是非常出色的。以与前节述西汉铜车饰镶嵌的狩猎内容相比，虽不及车饰所表现的内容丰富，但所运用的艺术手法是很相类似的。
    延家岔石雕之所以突出，是在于雕刻者多方面运用飞舞的螭龙变幻，就连两个守门卒也成了变形的螭龙，像这种怪幻题材，令人会错觉地以为它正像是楚屈原在《天问》中提到的一些奇异题材的壁画的再现。对于纹饰中运用螭龙变形的手法，显然与春秋战国以及秦镜上所出现的各种螭龙纹有着继承关系。这足以说明我国古代在纹饰方面的传统继承是代代相传的。
    关于前曾说到的反映陕北高原的农耕生产、面貌以及畜牧，特猎等题材的墓石浮雕，在绥德城郊曾出土有纪年的王得元墓室，其中有些门楣和门侧石，多是描写墓主农村生活。其中不少表现农田耕作和秋禾成熟、丰收在望的景象，富有田园诗意。特别是所采用的形式，简括拙稚，好像儿童绘画，充分流露出山区农村朴素天真的生活情趣。又在另外一墓室的门侧石上，所雕是墓主的家居享乐生活，是运用了连环形式，在极简洁的人物场面中，表现了各种不同情景。其内容是墓主吃喝玩乐的剥削生活，非常具体的雕出杀猪宰羊、烧烤烹煎的过程。而在相对的一石上则雕出酒醉饭饱以后，搏棋投壶，嬉戏耍乐等等。在雕刻形式上，是另一种装饰手法，其光洁细致处是很为突出的。以上所列举，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显示了陕北绥德一带汉墓室石雕的一些地区性特点，就连边饰花纹的雕刻也是与它地不同的。
    关于陕北汉墓石的年代，根据绥德出土的几块有纪年的刻石看来，多为东汉前期(公元一世纪到二世纪初)的作品。如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的王得元墓和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的郭稚文墓，都是时间相距不远的墓葬，说明当时是绥德一带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盛期。
    和陕北作风相近的还有山西离石一带出土的同类墓石浮雕。只是山西墓石的纹饰较陕北的瘦劲秀弱一些，其它大致相仿。这两处隔河相望，互相受到影响是必然的。
    (五)四川崖墓室浮雕
    最后谈谈四川东汉墓石雕刻。四川在汉代已形成为长江流域封建经济发展的“天府之国”，那里盛行“崖墓葬”，即在山崖下凿进——个类似墓室的石洞，把死者葬入。这类崖墓，最多见的是四川中部沿岷江的彭山、乐山、犍为以及重庆一带，多在沿江崖壁上挖凿石洞，有的高在山腰，无法攀登，有的低在地表以下，有的规模很大，纵深可二三十米，甚至深到八九十米，洞内葬入瓦棺或石棺多具，有的石棺系就崖石雕成(或称“石函”)，不能移动。这类崖墓，从墓门内外直到石棺四壁，多浮雕人物故事或死者生前的生活情景，一如其他各地汉墓室所见，并且有的石壁上刻出死者官职姓名的墓表，从墓表的纪年来看，多数为东汉中后期的墓葬。其雕刻规模，墓门外多雕为木构建筑形式的瓦垄和屋檐斗拱等，有的还雕出阙门和门卫以及狗、羊等家畜，有的墓内还开凿成天井及墓室或耳室小龛等。大约是由于石洞中黑暗无光，不易于进行精工细雕，所以墓壁上的浮雕多简单粗糙。—‘般是在石洞中或石棺外部，雕刻青龙、白虎等四神和历史人物故事以及其他反映生活的题材。如在彭山以北新津发现的一座崖墓，石棺一侧雕有射鸟图景，有人猜测是古代传说中羿射九乌的故事。但图中除有两只鸾凤外，栖息于树间和飞翔的小鸟也不止九只，或不一定是表现这一成典。从它的装饰性构图来看，与陕北墓石中某些装饰小品的风格很有类似之处。在雕刻技法上，则较为进步熟练，只是这仅仅是美好的一例，其他一般的崖洞壁或石棺上的作品，却多显得粗犷、拙朴。其所以出现此情况的另一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四川有崖墓的地区多为红砂崖石、石质松软，又易风化，因而形成了粗糙的石面，以致所雕图象，多数仅存有大致的轮廓了。不过粗犷并不能削弱崖墓石雕上纹样的装饰美。那些纠缠的树，对称的鸟；虽因石质之故显得粗略了些，但却另有一种脱离陈套的新风貌。
    关于四川崖墓石雕可资参考的介绍文字和图集，有《乐山汉代崖墓石刻》和《彭山崖墓》(刊于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5期)；考古学家闻宥编著有《四川汉代画象选集》(1956年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
    (六)阙门石璧浮雕
    阙是我国古代建筑物中的一种独特形式。阙者“缺”也，原是中有通道的建筑物，竖立在宫殿、墓前通道左右两旁，作为装饰和护卫的。它的起源可能很早，最早可能还有砖木结构的。但现存石阙，绝大多数属东汉时代遗物，且多属于墓阙，庙阙仅有极少数。说明当时这种装饰性建筑物特别盛行。其形制为左右二阙楼相对称，如一照壁平分两半，只是每阙上都有高低不等的两个差级，阙身由方整的长石条砌成(少数用整块石料雕成)上有重檐石顶，并雕为瓦垄倾斜形式，说明它是仿木结构形制的。在檐下墙面上，雕有人物故事和鸟兽花纹，雕刻形式，一如前述的墓祠壁雕。这种阙门的作用，实际上是饰有雕刻的墓前或庙前装饰物，它形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物前石雕装饰建筑的一种特有的民族形式。
    东汉石阙现存的以四川一地最多，其次为河南、山东等地。在雕刻艺术上也以四川石阙较突出。其特点是雕工将精力与才华多施在阙檐四角的意匠设计上。如四川绵阳的平阳府君墓阙，在阙檐四角各雕有两个正在搏斗的猛虎，激烈的气氛，使欣赏者深受感染，又在檐底斗栱下，雕有四个负荷吃力的侏儒，使阙身充满了力量和情趣。又如四川渠县沈府君墓阙，除具有类似的装饰雕刻外，在阙身四面，按方位雕出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造形精巧生动，是汉代浮雕中不多见的佳作。
    至于河南汉阙，最著称的是登封三阙。登封县是我国五岳之一的中岳嵩山所在地，山分太室、少室东西两峰，各有神庙供奉。太室庙(即现在的中岳庙)和少室庙(登封县城西，庙已毁)前，各遗有石阙一对，保存完整。两阙各刻有篆书题额。阙檐上虽无平阳府君阙那种动人的雕刻，但阙身四面，满雕生活故事，包括鸟兽虫鱼，人物车马和杂技百戏等，手法古拙而细致，颇能反映出东汉的艺术风格。又在登封县城东北郊有启母庙阙，传为夏启之母的神庙前建筑物。据民间神话传说，夏禹娶涂山氏女，禹治水长年不归，夫妇相约击鼓为号，才允相见。一日开山崩石，涂山氏女误认为鼓声，出见，却遭到禹的斥责，羞惭滚地，化为巨石。时身已有孕，禹向其索子，石裂产启，至今阙前大石犹名启母石。(《淮南子》一书中也有类似记述)。石阙即在启母石不远处。启母阙上雕刻的也是现实生活场面。其形式与内容，都接近于南阳刻石，只是造型与技法更古拙些。关于登封三阙，在1979年第8期《文物》上有较详细的介绍特别对于三阙所雕纹饰的内容，作了很具体的说明，对阙的形制大小，也有记述。如太室双阙，两阙相距约7米，阙身高约4米，长2．12米，厚0．7米，这样就使人们可得到具体的了解。至于对纹饰内容的描述和太室阙建造于东汉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的题铭，也都是重要的文献资料。
    东汉石阙浮雕，在题材和形式上，也都是丰富多彩的，可与同时代的墓祠，墓室壁雕相媲美，在我国古代装饰雕刻中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为了研究的便利，现将已知的东汉石阙名称列举于后：
    一、平阳府君墓阙(四川绵阳)
    二、童恢墓阙(四川绵阳)。
    三、杨休墓阙(四川梓潼)。
    四、贾公墓阙(四川梓潼)。
    五、李业墓阙(四川梓潼)。
    六、沛相范君墓阙(四川梓潼)。
    七、赵相雍府君墓阙(四川梓潼)。
    八、汝南令X君墓阙(四川阆中)。
    九、沈君墓阙(四川渠县)。
    十、冯焕墓阙(四川渠县)。
  十一、冯昆X墓阙(四川渠县)。
  十二、兖州刺史王焕稚子墓阙(四川新都)。
  十三、杨宗墓阙(四川夹江)。
  十四、上庸长阙(四川德阳)。
  十五、丁房阙(四川忠县)。
  十六、伏尉公墓阙(四川内江)。
  十七、赵典墓阙(四川成都)。
  十八、高颐墓阙(四川雅安)。。
  十九、樊敏墓阙(四川芦山)。
  二十、王晖墓阙(四川芦山)。
二十一、佚名墓阙(四川西昌)。
二十二、巴王庙阙(四川通江)。
二十三、佚名石阙(四川西昌)。
二十四、弘农太守张德墓阙(河南密县)。
二十五、郦食其庙阙(河南偃师)。
二十六、安邑长尹俭墓阙(河南鲁山)。
二十七、太室庙阙(河南登封)。
二十八、少室庙阙(河南登封)。
二十九、启母庙阙(河南登封)。
  三十、佚名石阙(河南正阳)。
三十一、武氏墓阙(山东嘉祥)。
三十二、南武阳功曹墓阙(山东费县)。
三十三、南武阳皇圣卿墓阙(山东费县)。
三十四  东部都尉路君墓阙(浙江会稽)。
三十五  幽州书佐秦君阙(北京市西郊)。
    以上石阙的建立，有年代可考的计有第五，建于建武十二年(36年)，第十二建于元兴元年(106年)，第十八建于建安14年(209年)，第二十七建于元初五年(118年)，第二十八建于延光二年(123年)，第三十建于建和元年(147年)，第三十一建于章和元年(87年)，第三十二建于元和三年(86年)，第三十三建于永平八年(65年)，第三十四建于永元17年(105年)。至于其他各阙的建造年代据古建专家陈明达先生在《汉代的石阙》一文(《文物》1961年12期)中考证：如四川梓潼、渠县一部分石阙，可能晚于东汉。又在四川梓潼县另有“边孝先”阙，但未提到沛相范君阙和赵相雍府君阙，绵阳未提童恢阙，另提到重庆沙坪坝对岸盘溪的佚名阙，渠县有赵家村佚名阙、徐家或蒲家湾佚名阙，王家坪佚名阙，但无冯焕、冯昆阙，还说到四川忠县有“丁房”阙(另据考证忠县还有佚名阙等处)。按此，则四川汉阙当不止上面的统计数字①。
    关于以上各阙的存在情况，因系地面建筑，易受风雨剥蚀或人为毁坏，以致有的已残缺不全，有的虽存在，但已沉没地下，仅露阙顶，有的阙身雕刻已漶灭不可细辨，更有的是从地下掘出阙的一、二残石而经考证得名的。如幽州秦君阙②和西昌佚名阙，即其一例(见《文物》1964年11期及1979年4期)。又如四川梓潼县虽有五阙之多，但无一完存，有的已成为“书箱石”(仅两阙顶露出地面，形如二书箱)。芦山石阙，仅余顶部弃置在“石箱村”的竹林中。因此，许多石阙，仅能作为历史性的资料，实际可供欣赏的已为数不多，不过如从纪念碑式的雕刻艺术来说，中国的石阙，应是富有民族形式的特殊制作。
    二、墓兽、石人雕刻
    (1)护墓石兽雕刻
    西汉霍去病墓石雕群，除原列置墓前的“马踏匈奴”纪念碑式雕像应属于墓前仪卫以外，其它动物，人物雕像全为放置于坟丘上作为象征“祁连山”而雕制的特定制作。因此它与一般的陵墓石雕的性质不同。到东汉时代，护墓石兽才较为多见，但现在遗留的多为一些地方官吏的墓前物。就文献记载和近年各地出土的实物，属于东汉时代的计有：
    一、张德墓(河南密县)。
    二、尹俭墓(河南鲁山)。
    三、赵越墓(河南新乡)。
    四、宗资墓(河南南阳)。
    五、佚名墓(河南洛阳)。
    六、佚名墓(山西太原)。
    七、武氏墓(山东嘉祥)。
    八、佚名墓(山东曲阜)。
    九、佚名墓(山东泗水)。
    十、佚名墓(山东临淄)。
  十一、高颐墓(四川雅安)。
  十二、樊敏墓(四川芦山)。
  十三、王晖墓(四川芦山)。
  十四、佚名墓(四川德阳)。
  十五、佚名墓(四川通江)。
  十六、李固墓(陕西南郑)。
    ①另据《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