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四川石阙及其雕刻艺术》(见《艺苑掇英》7期)一文的介绍，谓“全国共有二十八阙，四川占二十一处”，实际全国不只二十八处，四川也不只二十处。
    ②秦君阙同时出土的还有墓表石柱，其形式一如南朝帝王贵族墓前所见，说明建立墓表神道制度在汉代已经创始。
    以上仅是不完全的统计，想来遗弃在各省各地的石兽属于东汉时代的决不止此数，但能完整保存的，仍是其中的少数。根据实地调查，石兽雕刻现仍在墓前原地的，仅四川雅安“汉故益州太守阳平郡武阳令”高颐墓一处。近年洛阳出土的一对墓兽，现已挪入博物馆保存。南阳郡太守宗资墓石兽早已移至道观前用作门饰，且四肢已残断。芦山樊敏、王晖二墓石兽，虽形象大致完整，但也早已与原墓分离，部分存文化馆中。陕西南郑李固基石兽，在1948年前往调查时，仅见一残躯弃置于荒草间。
    以上所述墓前石兽，绝大多数雕有飞翅，其形象介于狮虎之间，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大月氏与安息国，各遣使来贡狮子，一般认为是狮子输入中国的最早年代。但狮子形象见于造型艺术中的多是佛教艺术盛期的南北朝及其以后各代。而且根据中国习俗，墓前雕置石兽，多是虎而不是狮。如《风俗通义》说：“方向氏葬日，入坟驱罔象，罔象好食死人肝脑，……罔象畏虎，故于墓前立虎也”。《封氏见闻记》也说：“秦汉以来，帝王陵寝，有石麒麟，石辟邪、石兕、石马之属，人臣墓有石人、石虎、石柱之类，皆表饰坟垅，如生前仪卫”。说明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保护其坟墓，特于墓上置添翼之虎，以壮威势。
    把虎用作雕刻题材，早在奴隶社会的殷商时代就已出现。如在河南殷墟出土的虎纹大磬和很多玉石雕刻的虎，以及在商，周青铜器上的虎柄、虎纽和周、秦的虎符等。到汉代，虎纹更多见。西汉时期的瓦当、瓦棺上多用虎饰。在圆雕方面，除霍去病墓上雕伏虎外，如青海省发现的石虎，还刻有王莽“始建国”的纪年，  (见《文物》1959年3期)，其造形风格与霍墓石虎颇相类似，却有别于东汉墓前雕有双翅的神虎，这可能是由于用途不同和所受影响不同之故。
    上述四川雅安高颐墓石兽和芦山樊敏、王晖二墓石兽，在造型上是基本一致的，都是昂首挺胸，张口吐舌，作阔步前进的雄健姿势，确如猛虎。而南阳宗资墓石兽(已残损)则较近于狮子。其双翅的形象也不尽同，有的短劲，有的修长，所运用的装饰手法也不一样。特别是考证为应属于东汉末年，且刻有“缑氏蒿聚成奴作”的石辟邪(即洛阳佚名墓石兽，其中之一现陈列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其形象和南朝帝王陵前的石兽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体积较小，也属狮虎之间的神话动物。
    1959年在陕西咸阳曾出土一对雕刻生动的无翼石兽，其年代当属东汉晚期。由于这对石兽在出土时凿痕犹新，且并埋在一处的情况看，可能是为某种建筑物(包括墓室)预制，而在雕成不久即埋入地下的。这对石兽身长159，头高110厘米，整体姿态生动矫健，从昴扬的头颈到夸张的长尾，形成一根跳动的曲线，使得整个石兽呈现强烈的跃动感，这说明雕工技术的卓越。又因其特别完整，且无双翅，故较同类石雕刻更具写实性。虽也狮虎不分，但那紧贴颈项的一束束长毛和身无条纹，令人感到更像狮子一些。这两石兽的造型完美，手法熟练和雕刻的精致，都是较突出的，因而成为陕西省石雕刻陈列室中的精品之一。
    (2)石人雕刻
    汉代在陵墓或祠庙前建立人像石雕，除文献偶有记载，如清人王芑孙《碑版文广例》曾谓：“墓前石人，不知制所从始……今汉制传于世者，有门亭长，有府门之卒，有亭长……”又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曾记有河南偃师县汉广野君郦食其庙有两石人对倚，又密县弘农太守张德(字伯鲁)墓前也遗有石人、石兽，如此不仅是墓前雕置石人，祠庙前也同样有石人。现存实物，就所知者，有山东曲阜鲁王墓和邹县匡衡墓以及河南登封中岳庙前的石人。又在陕西汉长安城的附近，也曾见有一处类似汉代作风的石人。中岳庙前的石人  (见下册图142)，造型极其拙朴简括，扶剑端立，确似神庙前的仪卫。汉长安城附近的石人，因久经风雨剥蚀，轮廓已很模糊，就现在形态看，则较为自然，只是其原在地的历史情况，已无从可考，时代亦不易确定。
    东汉时代的石人造像，应特别提到的是1974年在四川灌县都江堰发现的秦蜀郡太守李冰的石雕像，可能是用于建庙祀奉的纪念像。雕像制作的年代是东汉建宁元年(168年)，像高290厘米，作拱手直立姿势，虽在整体造形上有些过于朴拙，有类上述中岳庙石人，但面部却表情生动，轮廓清楚，周身衣纹边缘用阴线刻出，交代明确，因此，虽未脱离汉雕石人的拙朴形式，却是一件具有生动写实的肖像作品①。由于李冰是秦代的一位大水利家，经他的治理，使川西平原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对于秦的统一也作出了贡献，因而这件雕像既具有艺术价值，又具有历史价值，是我国古代肖像雕刻中非常珍贵的制作之一。
    1966年四川郫县的一座东汉墓中出土一扇墓门石，是利用当代的“簿书碑”刻为粗线条的守门卒线刻，在部分衣带、领颈等处，运用一种类似山东孝堂山刻石的手法，表现出了体积厚度和衣带的质感，特别显得淳朴敦厚，富有含蓄，而且造型概括简练，虽属残石刻出，仍不失为一件汉代优秀的人物雕刻作品。图片见《文物》1974年4期)
    从汉石人联想到我国西北部新疆伊犁地区的石人雕像。1953年著者曾有机会参加一个考古组织，遍走全疆各地．在伊犁地区调查古城时，于昭苏、霍城一带的草原上，发现有多处石人竖立在荒原漫野中，其造形风格，类似中岳庙石人和李冰雕像，但其雕制时代，则暂时难作定论。按我国文化发达的不平衡性，存在着地区差别，也有民族间的水平不一致等情况。看来，伊犁石人似应①  参看《文物》1974年7期文字介绍及图片。较汉为晚①。但有的国外考古家却称这些石人属于西汉甚至更早时期的制作，这就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了②。
    三、墓俑雕塑
    东汉时代的墓室俑像雕塑，较西汉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四川出土的墓俑，具有鲜明的地区特点。西汉墓俑以国都所在地长安为中心，东汉理应以洛阳为中心，但洛阳的东汉俑像远不及四川丰富。其他各地，尤以居于当时东西交通要冲的甘肃河西一带，也有较为突出的东汉俑像出土，如1969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一座东汉墓中，发现有青铜雕铸的俑马群。其中的一件奔马，高34.5长41厘米，三足腾空，作驰骋嘶鸣之状。令人惊叹的是踏地的一足睬在一只飞燕的身上，雕工如此巧思地运用了象征性的手法，以此来衬托出奔马的速度，其超人的想象力和精湛的制作技巧都是令人钦佩的，这件出色的作品，使人对东汉雕塑艺术的评价提高了一步。它在多次出国的文物展出中，曾轰动了世界，实在是东汉雕塑中的瑰宝。
    与奔马同时出土的还有很多骑卫和马车。骑卫虽不及咸阳杨家湾出土数量多，但因系铜铸，工艺远为精细，不失为高水平的作品。
    在陶俑中特别出色的，有四川成都附近东汉崖墓中出土的一件说书俑。在表达人物的动作表情方面，是非常杰出的。它体现出朴实而又富于感情的一个说书艺人的才能和典型性格，虽在造型上体躯比例不能够准确，甚至显得有些稚拙，但塑者能抓住“说书”这一主题，并从说书人应如何形象动人来考虑，作了应有的艺术夸张。不仅手脚有大幅度动态，而且从表情上刻划出说书者激动而又富于幽默感的神态，就象今天的四川人“摆龙门阵”那样的有趣，因此就更足以吸引很多的观众了。在汉代有关人物传神的论述中，曾提到不可“仅毛而失貌”(语出《淮南子》)，而这件出色的说书俑，“毛”与“貌”却是两全齐美的。近两千年前的塑工能塑出如此既细致传神、又富有浓厚的民间气息和地方风貌的优秀作品，说明那位古代雕塑匠师的艺术才能是很不一般的。四川出土的俑像还有不少突出的佳作。如解放初期在彭山汉墓出土的一件
    ①在《人民画报》1980年第6期刊有《伊犁河畔》一文，其中曾说到新疆昭苏霍缄一带的石人，谓约六，七世纪时突厥族的遗迹．并且认为是墓前雕刻物．
    ②参看《新疆的石刻艺术)《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8期体高1米以上的大陶马，虽不及秦陵陶马高大，但在表现马的动态上却有超越之处，尤其是刻划为一头调皮的马驹  显得稚气惹人喜爱。关于随葬晶中马的塑造，在东汉以前，不论是秦或西汉的陶马，多是四腿直立，全身的动作少有变化，连头部也少见动作，仅咸阳杨家湾出土陶马，头部偶有昂首嘶鸣的动态，而四腿仍是平直正立的。现在这匹东汉大陶马，却打破了呆板的直立而表现了马爱动的性格，活泼生动一如武威的铜马，也和山东、陕北东汉墓石浮雕的马作奔驰动态是同一个类型的。
    由此，使我们体会到中国古代明器中的陶马，  (也推及陶俑)在造型的规律上，是经历了由静到动的一个发展过程。这应不仅是塑造和烧制技术的进步，也是人们对事物观察力的深入、精确，有了较大进展的结果。
    四川出土陶俑，较为突出的，还有在川北绵帛阳东汉墓出土的一件抚琴高歌俑和手持铲箕的劳动俑，前者塑造了一个孤傲不群地昂首跽坐、双手抚琴的形象，他仿佛正在和曲高歌，抒发胸怀。塑造手法简洁，衣纹流畅，与所塑人物的风神完全一致。后者左手持铲，右手握箕，显示正要开始劳动的瞬间，雕塑手法质朴简括，也是与具体人的身分非常一致的。1973年著者在重庆、成都博物馆中曾见到不少出色的俑像，特别在乐山也曾见到相类似的抚琴俑和持箕俑，可能四川这类形象生动的陶俑数量还多，很可能是模制后出售者，但在四川以外的地区却较少见到。
    除陶俑外，四川还有石俑。在芦山一佚名的东汉墓中，曾出土一件身高120厘米的石俑，也是持箕的劳动者。同墓还出土一件头生双角、口吐长舌的护墓神石雕。但因质为砂石兄，易于风化，致形象模糊，显得粗陋了①。
    五十年代初，北京故宫博物院曾一度开放雕塑馆，展品中有一件标为四川彭山崖墓出土的小型石雕像，系用红砂石雕成，所雕为男女吻抱、怀搂小儿的逗人形象②，这种奇异的题材表现，不仅在中国是前所未见，即在欧洲各国的古今雕像中也绝少见到。当时雕塑馆中曾印有一组明信片式的小图片。这件雕像连座背石高49宽43厘米。是运用半圆雕的形式。从造型上看，也很接近于汉代所常见的拙朴风格。
    ①  图片和文字介绍见《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0期
    ②  在杨泓先生的文章(见本书第一章第二三节第5页注①)中也曾谈到这件抱吻雕像，并引证《汉书》关于《阴道》和男女裸交接的淫荡行为的事例。
    1957年，在河北望都曾出土一件属于东汉墓室的骑马石俑，①其造型也是颇为古朴的，在马与人的比例和马的各部位的比例上，都显得不大适称。这可能也是由于石雕造型不易掌握，以致与其他石俑同样，在比例上不及同时代的陶俑。但这件骑马俑因有具体的年代可考(东汉光和五年——公元182年)，因此具有历史价值。
    在我国俑像雕塑发展史上，陶塑俑发展最早，其次为铜铸俑，石雕俑和木雕俑的雕塑在战国和西汉时代多有应用，而属于东汉时代的木雕俑，就所知者仅甘肃武威1956年从古墓群中出土的俑人、马车、牛车以至墓主的住室院落、家具等等，全为木雕，并涂有色彩。木俑中有舞俑、坐俑形象虽极简洁稚拙，但动态表情栩栩如生，于拙朴中富有涵蓄，正表现了汉代雕刻所应具有的时代风格。
    中国古代用俑像随葬，还存在有因地区风尚各异的情况。如陕北一带发现的汉墓虽多，但随葬的俑却为数很少，又如河南南阳也是汉墓较多的地区，而随葬俑像等也是不多见的，至于帝都所在的洛阳，汉墓俑的出土量也不及四川之多，像说书、抚琴那样的特殊作品，就更少见了。但是，有传为洛阳出土现已流于国外的陶塑斗士俑和铜铸坐谈俑，却是富有表现力的精采作品。前者可能是某种器物上附属的装饰物而不属墓俑一类，但那互相决斗的紧张姿势，显示了东汉时代的特点。后者则是席地对坐、高谈阔论的谋士形象，虽然因铜质锈蚀，面目表情已有些模糊，但从大的神态动作上，仍可看出他们谈笑风生的神韵，所谓见其形如闻其声，于此不难体会得之。
    河南陶塑小型动物俑像中，也还有不少的佳作。如辉县出土的一件陶狗，在和它一同出土的明器家畜中是很突出的。它不是一般汉明器中常见的狮子狗，而是中国北方农村中多见的“看家狗”的标准形象，塑造手法细微真实，如不是形体小，真令人感到仿佛是从一条活生生的狗模制出来的，其不时吠叫，意在促使主人提高警惕的神态毕现。另一件失去出土地的野猪，运用夸张的手法，把野猪的凶野性格尽情刻划出来。这样两件逼真的富有生气的作品，可说是东汉动物塑品中的典范之一。地属秦汉时期黔中郡的贵州，1975年曾在所属兴义县发掘十多座东汉墓。
    ①截至1980年尚陈列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出土物中有类似甘肃武威汉墓所见的铜马车，而马的造型又与四川彭山出土的陶马驹很相近似。这三省有接壤关系，可能在风习和技术上互有影响。
    在长江下游的安徽省，也曾出土有东汉时代较为别致的铜辟邪和骑在辟邪上的持灯武士俑。前者出土于皖北阜阳，后者出土于合肥，这两件作品都富有艺术价值，尤以武士持灯形象，似可与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出土的持灯宫女(即长信灯)相媲美。
    秦汉时属南海郡的广州，也曾发现不少的东汉墓。出土的男女俑像中有头戴花冠、并饰有宝石耳环的舞伎和舂米、簸米的劳动者，另外，还有托灯或顶灯的坐俑(图片见《文物》1961年2期50页)其生动不逊于四川出土的一些陶俑。又出于汉墓中的陶楼和陶船，在楼屋和舟船的型制上，显现出南中国特有的风貌，加之在檐下廊前，塑有农家风味的鸡、狗，乡土气息十分浓厚。从盛妆的舞伎的衣饰上，也可了解到公元前后广州一带的生活习俗，是一件既富有雕塑艺术价值又具有地方色彩可供研究的好作品。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大国，在全国范围内，属于东汉时代的俑像雕塑品很多，以上仅是列举了几处的例子。今后埋藏在地下的珍品仍将不断出土，那将帮助我们对这一时期的雕塑成就有更多的理解。现仅就已知者选择几件来评价。一般说来，东汉时代的俑和动物雕塑，不论在题材范围和雕塑技巧上，和前代相比，都有很大的进步。不仅以上所举例介绍的佳作远远高出于前代，即一般带有动态的作品，也多能刻划得富有生气、活力，这应是由于社会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科学知识的发达所促成的。
    四、东汉时代的建筑装饰和砖瓦雕塑艺术
    根据现已出土的文物证明，早在周、秦时代，砖瓦已是当时宫殿建筑上的讲究部分。特别到了秦代，砖瓦上盛饰浮雕纹样。到西汉时期，书法艺术在砖瓦上更占有重要地位，盛行用吉祥语作成各种图案，砖则多空心大砖，浮雕各种饰纹。这种风气到东汉仍然很盛，而且由于楼阁建筑物的发展，砖和瓦的用途更为广泛。不过在西汉多用的瓦当上的文字，到东汉多变为大同小异的卷云纹，而砖形及砖上图案则因地而异。如河南洛阳一带常见的空心大砖，多以阴线雕为鸟兽，南阳一带，则盛行变化多端的几何纹小砖。又如四川则多描写人物现实生活的方砖，成为东汉砖雕中最突出的一种。重庆市博物馆曾出版一本《四川汉画象砖选集》，收集了各种类型的浮雕纹砖，所雕题材多为当时生产与生活的情景。如1953年在成都附近杨子山出土的一座坟墓，墓室用砖石混合砌成，在左右壁各嵌有方形砖四块，其中之一的浮雕，是以采盐煮盐为题材。四川自贡市自流井的食盐生产，早在秦汉时代即已开始，其方法是先从产盐的深井中取出卤液，就地煮熬成食盐，供应各地。砖面所雕正是这一景象的写实。左侧有多人正在高高的井架上提取卤液，右侧则是煮卤的锅灶和操作人员，砖面中部和上部山间，有多人正忙于采集烧灶的木柴及其他辅助劳动，整个砖面上充满紧张劳动的场面，这种生产景象的描写题材是很值得珍视的，同时整个砖面上的结构布局，紧凑而富有装饰趣味，是一件应受到重视的好作品。与此同一题材的另一块方砖，布局也大致相近，只是更多地表现了山区的情景，如野兽出没和运送烧灶柴草等。这两块以采盐为题材的方砖，说明这种生产活动在四川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占有一定重要的地位。同墓出土的还有表现农事收获和弋射的分层表现的方砖；上层所反映的是射猎，有两人跽坐在荷塘边的树下，正张弓射击飞翔的水鸟，射者侧身向上作瞄准姿势，精神集中的神情刻划入微，荷塘中鱼鸭欢游，也增加了生活气息，下层表现的是农夫正从事收割稻谷和在打谷场上韵忙碌景象，劳动生产的生动场面很为感人。
    另外两块砖面浮雕，一块反映的是乐舞百戏，上半段是两个杂技艺人，一个作跳丸之戏，另一个左肩上背负小／L，右手持竿顶丸，看来两人艺技都颇为高超。这种杂技，尤以弄丸戏，在东汉时代最为盛行，机灵活跃，眩人心目，下半段是描写男女两舞人在悠扬乐声中翩翩起舞的情景。整个砖面充满了“动”的美感，不过，在当代，这种生活绝不是一般人民所能享受的。
    还有一块砖面上刻划的是地主收租后稻谷入仓和舂米工人在紧张劳动的场面，这和歌舞赏乐当然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写照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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