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巨型石雕，它就是早已驰名国内外的西汉霍去病墓石雕群。在秦陵大俑未出土前，这批杰出的石雕，也可说是“举世罕见”的中国早期的雕刻宝藏了。
    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从秦、汉时代起，所有的雕塑制作，一般可分为陵墓雕塑和宗教雕塑两大类。但霍墓石雕群却突出于二者之外，另成一种特殊体系。其艺术成就也超出了陵墓雕刻的格式局限，更觉优异可贵。这批石雕现仍保存在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旁，解放后已成立专门的保管机构以资保护。
    石雕群中造型较完整的约十二三件，其体积大者高约190、长约280厘米。小者高约60、长约160厘米，是用秦岭山区硬度很强的花岗岩石雕成。其中突出的作品，有马、牛、虎等动物雕刻，还有一件纪念碑式的雕像“马踏匈奴”。为了弄清这组石雕的题材意义和造型风格特点，有必要了解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当公元前二世纪中汉武帝刘彻当政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秦代统一以后国力强大时期，随着社会的安定和工农业的发展、手工业技术和文化艺术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这标志着封建统一国家走向兴盛的新阶段。反映在造型
    ①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俑像雕塑艺术、特别是形象鲜明的大型雕刻上，就必然地表现出与时代相一致的雄厚浑朴的气魄与风格，这正是霍墓石雕群所共同具有的艺术特征。
    西汉初期，仍不断遭受西北方匈奴奴隶主的侵扰，汉武帝决心予以抗击，曾多次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北越大漠，向匈奴住地祁连山一带进军，终于痛歼强敌，从此消除了边疆上的威胁，建立了河西四郡，保障了中西交往的通畅。这对西汉王朝的繁荣和发展，是至关重大的。霍去病不幸在胜利归来后不久即因病死去，汉武帝失此名将，深为震悼，为了表彰其战功，给予陪葬茂陵的荣誉，并为起坟象征祁连山，以为纪念。《史记》中也有“骠骑将军……元狩六年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的记载。又因祁连山一带原是匈奴族“水草肥美，六畜蕃息”的放牧地，特命能工巧匠，雕刻了许多马、牛、虎等动物放置在“山”上，以增强霍墓“祁连山”的真实性和山区气氛。这批石雕像造型饱满坚实，力量含蓄，选用题材和表现手法都很不一般，确是一批罕见的石雕珍品。现就其主要的几件说明如下；
    “马踏匈奴”石雕像。像高190，长168厘米，它原是放置在霍去病墓前，作为一件纪念碑式的独立雕刻物。由于题材和用途的需要，在雕像整体的结构形式上，必须显出一种外形庄重、威武的气势，即一件纪念碑雕刻所应有的造型。而这件雕像为了表达上述的目的，不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显得非常杰出，它既突出了作为击败匈奴族的侵扰、保卫国家统一的胜利者的雄姿，同时也给予被击败的匈奴奴隶主以深刻的讽刺。雕刻设计者运用了象征性的艺术手法，借威武的战马来表达这一主题。把战马雕刻得庄严稳重昂首屹立，显出胜利者的精神抖擞和沉着镇定3与此相对，把一个一手执弓，一手握箭，以示侵略好战成性的匈奴奴隶主踏在马下，生动地刻划出战败者哀嚎求饶，窘态毕露的狼狈像。如此，马与人，胜利者与失败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仅使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取得一致，并且显得内容格外丰富而含蓄。它充分体现了西汉帝国的强大和人民渴望安宁的心愿。在这件作品的造型处理上，作者很巧妙地把被践踏者萎缩仰卧在马腹之下，恰恰填满了四腿间的空隙，如此，既保持了马的四肢的坚固联系，更加强了整个雕像的稳定感，这正是符合于纪念碑造像所需要的条件。在今天看来，这件石雕像由于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部分失去了雕刻造像所应具有的体积感，特别是双耳的残缺，不能不使马的威武大为逊色，整体造型也显得过分古朴。同时由于移置后补加的台座处理不当，显得过于矮薄，以致大大减弱了整体的庄严形象。但在马的体态结构上，仍能以体现出作为战马的精神气质。尤其在题材的选择和形象配合处理上，表现了纪念碑式的独立性和高度的概括手法，把青年将军霍去病的辉煌功绩概括为只用一入一马，就非常中肯地表达出来。不仅思想性和艺术性强，而且成功地运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创作手法。因此，这件作品可说是我国古代纪念碑雕刻中一件非常杰出的佳构。
    跃马和卧马。由于霍墓石雕群原是置于坟山上乱石之间的各种动物，在形象和动态上不受局限，因而造型手法与“马踏匈奴”雕像显然不同。这两件跃起的马和卧地的马，其体积都和真马相似。前者表现为腾越的姿态，后者则是卧地的形象，两马一动一静，神情各异。其中跃马更可说是一件艺术性很强的作品。马高145长240厘米，从形体上可以看出，富有才能的汉代雕刻家，在决定雕制一匹放牧在祁连山间的跳动着的牧马这一题材后，为了克服在雕刻工具上的局限，特从深山岩石堆中，寻找出与此题材相近的天然石块，象形地进行适当的加工。首先从这类马的观察中，体会到它的神态和习性，把握形象，利用原石块的某些类似处，以简要概括的手法，雕出一匹矫键刚强的马在那将腾起的瞬间形象，令人仿佛听到它的嘶叫声并看到难以驾驭的激动神态。从头部的偏斜和口鼻颤动的刻划上，突出地表现了野性的马在跃起时所具有的雄强博大的生命活力。同时，马的四肢虽未雕空，＼仅仅表现为浮雕形式，但却丝毫未削弱整体造型的立体感。从一般的石雕制作应以体积坚实为必要条件来衡量，对于保留在前腿间与脖颈相连接的自然石块的处理，却正助长了马的跃动的强力。总之，这种善于利用原石块，扼要地雕刻出关键性的细部，化顽石为活的生命的卓越才能，以及灵活地运用圆雕、浮雕和线刻相结合的手法，使作品在面与线，粗与细、简与繁的对比关系上，都能配合得很得体，这一切都显示了汉代匠U币们在构思和创作过程中的睿智和才华，也正是他们给后代遗留下来了有益的范例。
    卧马达一制作从外形看，似是一匹卧地休息的马。但汉代雕刻家并未简单地来处理这一形象。因为如按照马的习性，不可能像牛羊那样长时间卧在地上，所以卧马虽暂作卧状，却显示着由卧而起，即由静而动的动势。在雕刻手法上，没有因袭跃马大部分利用原石自然形象的方式，而是作了较大的加工，仅在马的臀部，可以看出是保留了原石块的断面。在那大而平的立面上，正好表现出肌肉坚韧的后躯体积。雕刻者细致地刻划，是在马的头部和前腿。为了显示出马在静止中即将发生的动作，有意使马头微微偏斜，并配合以右前腿后屈，这就不仅表达了即将立起的动态，而且在马的外形上也有了生动的变化。同时，一般立体圆雕所应细心追求的完整的体积感，也很突出地表现在卧马的形象上。从腿部以至整个躯体所形成的大的体、面的处理，大大增强了马的雄健的体质和神态。一种艺术的真实不同于自然的真实的表现手法，明显地体现在卧马的造型上，这主要是由高度的概括而取得的。
    卧牛。与卧马同一类型的制作是卧牛。牛与马的习性和神态都是迥然不同的。最显著的是牛的性格温驯，反应迟顿，体态笨重，但却有着倔强的癖性和较大的气力。所有这些特点，雕刻者不仅从现实中体验到，且从实践中掌握了熟练的表现技巧，因而能雕刻出这样一头卧地憩息，慢慢地反刍的卧牛形象，不仅流露出充沛的生气，并且忠实地表现出了牛的特有体质，成为霍墓石雕群中在雕刻技法上较为熟练，造型较为完整的一件出色制作。
    猛虎和野猪。霍墓上的兽类雕刻，马、牛之外，还有猛虎和野猪。汉代雕刻家为了利用原石块并突出动物的生活习性，也都雕为伏卧的形象。如虎的本性凶猛、机警、敏捷，体躯轻健，都与牛、马有显著的不同。所有这些，都已为两千多年前的西汉雕工们所熟悉，并能从天然岩石块中找寻出可表达这一主题的素材，充分利用它的断裂面，仅进行简单的加工，竟雕出一只具有高度机警性的“伏虎”的惊人形象。在我国古谚中有“将奋者足蹋，将噬者爪缩”(《古诗源》)。前一句正好说明上述的卧马前右腿后屈，即将奋起的顷刻；后一句则更好地形容了霍墓上的这只猛虎伏卧缩爪，正集中注意力，以便乘对方不备时猛扑过去，噬吞猎物的神情。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古代有才智的雕刻匠师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多方面地克服工具不足的局限，利用天然石块，象形地进行艰巨的雕刻创作，不但没有忽略追求所表现的对象的真实，而且对不同对象的形象、体质、性格、特点等，都刻划得非常成功。就伏虎这件雕刻说，看来它原是一块粗糙的顽石，经过简单加工，却不仅能以表现出柔中有劲的虎的体质，而且对于猛虎正伏地蜷卧，  “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前方猎物动静的机警神态，刻划得维妙维肖。雕刻者仅仅利用了几条单纯的，但是恰到好处的阴刻线，就表达出了伏虎周身的斑纹和嘴边的髭毛。并且注意了虎尾的安排，特意让它伸卷在脊背上，这不仅十分符合于石雕的处理手法，而且更加强了虎的凶猛和野性。一只睥睨山林、斑纹灿烂的猛虎，就这样在雕刻者的斧凿下出现了。这件伏虎的雕成，更说明了古代雕刻作者的周详构思和反复观察，并运用概括手法以表现现实的深厚功力。
    野猪也是这组石雕群中艺术性较强的制作。雕刻者首先熟悉了野猪的习性和形象，特意选取了一块棱角较多并与一般野猪体形相近的岩石块来着手雕刻这一动物。除主要的头部略加刻划外，身躯和四肢仅仅雕出大致的轮廓。即使如此，一只习于伏卧在隐蔽处的野猪的神态已经毕现，尤其是两只小而锐利的眼睛，是很难以移置在别的动物身上的。
    “野人”噬小熊。霍墓石刻群虽以牛马等牧区动物为主，但雕刻设计者按照匈奴住地祁连山这一主题，强调了山深林密、人迹罕至的荒僻环境，也没有忘记对于游牧地区具有原始习性的人的表现。因此，在这组石雕群中，还雕刻了一件“茹毛饮血”、生吞猪羊的原始“野人”。雕刻匠师很巧妙地利用了起伏不平的大型“鹅卵”石块，外轮廓几乎未加斧凿，仅运用浅浮雕的形式，随着石块的高低凸凹，雕刻出一个野人的上半身，用粗大的双手，正抱噬一只小熊，形象虽属粗犷，但野人的神态面貌却被刻划得形神尽致。这种只雕出大致形象的人物石雕像，  由于过分粗率，可能不太受到一般观众的欣赏，但如从二千二百年前的西汉时代，雕刻艺术所具有的遒劲的力的表现来说，它的艺术价值，应是不低于霍墓其它作品的。
    “怪兽吞羊”。在霍墓石雕群中，还有一件颇为奇特的雕刻物，即“怪兽吞羊”大型浮雕。从所谓“怪兽”的形象来看，很可能是虎的变形，只是头上多了两只长角，因而也有人称它为“夔龙”。就其富有含蓄的主题表现和运用的艺术手法，以及所具有的磅礴气势来说，称得上是西汉时期雕刻艺术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值得提出的，是这件作品在创作上显示出了特别夸张和强化形象的表现手法，这是在表达典型形象所应着重体现的。在这里雕刻者虽仍是利用了一块椭圆形的、经过长年风雨剥蚀以致凸凹不平的天然岩石块来加工处理，并且从整体的形象上可以看出，雕刻者在进行具体的构思之前，似乎已从石块的自然形态上体察出所要表现的题材对象。在这种创作意图的支配下，充分利用了石块的转折面，非常巧妙地浮雕出一头形象凶猛的野兽，正在贪馋地吞食一只羔羊?①后者显然正在作最后无效的挣扎。整个形象生动有力，而
    ①从图片右下部，即怪兽腹下所看到另一动物的形象看，除两只炯炯发光的小眼，还有两个长耳朵，其神态颇类兔而不类羊，因而所吞食者亦应为兔而非羊。其成功之处，却是雕工与自然的合作。作者运用中国早期雕刻传统中多见的阴刻线的手法，配合原石块的起伏不平，形成为屈曲奇诡的刻线，线不到处是石块的天然部分，天然的高低起伏，恰好表现出怪兽和羊的肌肉的质感。这件称之为圆雕、浮雕或线刻似乎都不够确切的雕刻物，可说是我国早期石雕中的一件很特殊的作品，它充分反映了西汉时代雕刻艺术遒劲而质朴浑厚的风格面貌。
    西汉霍去病墓石雕群，就其造型风格说，明显地是在商，周青铜器雕刻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的现实，并吸取了秦代雕塑新的营养而发展形成的。这组石雕群虽然产生在我国封建时代，却很少受有封建意识的支配和形制的约束，而是由身受奴役的雕刻匠师们自由表达的制作。正由于这种原因，才得以创作出这样一批气魄雄大的雕刻艺术杰作。在某些作品的造型上，虽然有的显得过分质朴和粗犷，但这也正说明了西汉时期的雕刻艺术所具有的高度概括性和在大气磅礴中所显示的蓬勃生气；
    对于霍墓石雕总的评价，首先是对于“马踏匈奴”的评价，就题材意义说，它反映了西汉时代广大人民抗击侵略的共同意愿，给予当代以至后代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强大以很大的激发作用。再就这批石雕的整体来说，雕刻者为了形成匈奴居地祁连山区这一主题，多方面摄取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创造出充满生活气息的各种形象，给予千千万万的观赏者以无穷的艺术享受。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也仅仅遗留有这样一批富有时代精神和爱国主义教育作用的伟大遗制，形成为我国古代雕刻史上光辉的一页。
    这组石雕，原来除“马踏匈奴”外，所有其它作品原都放置在霍墓坟“山”的陡坡上，由于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雨，多数石雕滚落地面，甚至沉埋地下。本世纪二十年代，附近农村在此建立小学校，在修建围墙中挖出不少石雕，堆置墓旁，无人过问。后经有识者的重视，将其收集在墓的左右，建廊保存。解放后得到国家的保护，陆续还发掘出好几件(其中有卧象一件，形象也很写实)，并成立保管所妥为管理。这批石雕早在清末就已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考古探宝者所觊觎，只是由于体积特大才得幸存。著者第一次看到这批石雕像是在1941年，由于当时对于祖国雕塑艺术遗产所见不多，只是感到它的伟大并且强烈地感受到它的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在这以后，又曾接连几次来此并对一部分作品进行仿塑，经过长期观摩，更加对这些作品有说不出的热爱，感到它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现在茂陵霍墓已是供中外人士参观和研究的文物胜地了。
    属于西汉时代的石雕，就现所知者，还有原置于昆明池边的“牛郎”、“织女”石像。《三辅黄图》：“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汉”。据考，此二石人应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凿昆明池时雕建的，比霍墓石雕还早三年，因此可说是我国现存的大型石雕中时代最早的作品。原在长安斗门镇的牛郎像，眉目须发和衣襟腰带均尚清晰可辨，从大轮廓也可看出刚劲的造型。它和霍墓石雕同样也是以天然石块经简单加工雕成的。在当时条件下能雕刻出此类人像，是很可贵的，现已迁入陕西省博物馆保存。与其相对的现存长安斗门镇的织女像，仅能看出背后发辫与坐的姿势，其它部分的具体刻划，因剥蚀过甚和经过后人修补，已大为失真。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在宫殿、陵墓前建立雕像用为护卫的制度，根据文献记载，周、秦时代已经肇始，只是宫殿早巳毁去，帝王陵墓前亦绝少遗留，而西汉时代除霍去病墓以外，仅有以出征匈奴而封为将军的李广，其墓前遗有石马一对；以出使西域有功封为博望侯的张骞墓前，遗有石兽一对。李广墓在甘肃天水，石马因系红砂石雕成，经长年风化，已经形象模糊。张骞墓在陕西城固，石兽也因倒没后重新发掘出土而仅有残躯，从两肩雕有飞翅看，可能为“辟邪”一类的护墓兽，但这种护墓兽多流行于东汉时代，西汉则仅见此一例。总的说来，西汉石雕艺术，由于年代久远，因而遗留到今天的制作为数已经不多，但如从两千年前的艺术遗产来评价，其在中国古代雕刻史上的成就，仍是很辉煌的。
    二、墓俑雕塑
    俑自从战国时期被作为代替人殉的随葬品以来，到了秦、汉，由于制陶业的发达，经过烧制的陶俑，更为多见(偶然也有木、铜、铅、锡俑像)，秦始皇陵的大型陶俑、马，可为典型的代表作。至于西汉的十一帝陵，迄未开掘一座，墓内、墓周是否也有如秦陵随葬坑的丰富埋藏，还难预知。但以理推断，如汉武帝那样好大喜功的帝王，其坟墓(陕西兴平茂陵)外貌，较秦始皇陵还要高大，陵旁或墓内埋有大量质优的俑像，应也是情理中事。而且汉代由于统治长久，文物典制完备，在处理皇室贵族和官僚地主等统治阶级的丧葬方面，定有制度，设有东园署和东园令丞等专门管理机构，对于随葬明器，按死者的身分和职位决定种类、数量和形体大小。因此，中国古代的俑像雕塑，从西汉时代，就已经继秦代之后，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
    1965年在陕西咸阳汉高祖长陵附近的杨家湾，农民掘地时发现了无名大墓的随葬俑坑多处，出土高约半米的画彩骑士俑和文武侍从俑达数千件，都和秦始皇陵随葬坑中大俑同样整齐地埋在坑内。人马威武，军容整肃，组成为一队骑士劲旅。据推断，或为细柳营大将军周亚夫的墓地?一个陪葬的勋臣墓，竟能有如此庞大规模的俑马随葬，帝王陵内盛况如何，是可以推想的。这批画彩骑士俑，由于墓主人的阶级地位的限制，俑和马都远较秦陵俑、马为小，骑士俑最高者仅60厘米。但马的动态却更为生动，作张口奋激，昂首嘶鸣之状，如临战阵。即将驰骋交锋，显示了我国自古代车战寝废后，代之而起的骑兵的壮伟阵容。《史记·匈奴列传》曾有；汉文帝时，为了防御匈奴贵族的入侵，于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的记载，说明当时汉王朝骑兵军事力量的强大。杨家湾大墓骑兵俑群，正为《史记》作了见证。看到这众多的彩色缤纷的骑兵俑群，不禁令人遥想到包括霍去病在内的西汉将士们，为了保卫国土，高跨骏马，驰骋在玉门关内外千里冰山的英姿雄风。
    但这批陶俑也有不及秦俑之处。由于大部分是模塑，因而俑像的面貌显得有些雷同，轮廓也较为模糊，不及秦俑那样真实细致，这是不足之处。至于站在队伍前面，服饰华丽的那位指挥人物，睥睨不凡的动态，却是不在此限的。
    解放初期，陕西西安、咸阳等地，还出土过不少有动态的男女陶俑，或作弋射状，或作拱立状，还有长袖善舞的舞俑，也都是既概括朴实而又生动有致的。又在西安东郊曾出土过女坐俑多件，这些女俑均作跽坐状，神态十分文静。
    著者在解放前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