窟内塔柱较为突出，因窟外再无佛塔可考。现存洞窟两个，东西并列，东窟较大，造像也较多，窟的前壁早巳塌去，窟内塔柱和左右窟壁都暴露于外，窟内残存的面积，深广各约10米、窟四壁不开佛龛，仅中心塔柱四面开龛造像，海面各分三层。下层为单身佛龛，龛外左右胁侍，颇像敦煌千佛洞早期造像布局样式；中层则并排开为三龛，胁侍亦立于龛外，上层即三龛之上，塑出大型千佛各十身，身后及中层龛上部，配以供养菩萨和飞天。金塔寺西窟中心塔柱四面龛像略同于东窟，惟中上层多有变化，有的龛式类似汉阙门形式，  这也是在敦煌早期造像中所多见的。
  ①参看史岩《散布在祁连山区民乐县境的石窟群》—《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4期
    就这两窟造像的造型风格看，有些被后代修改不多，仍保留着原来样式的胁侍菩萨，很类似炳灵寺石窟(见后)新发现的169窟中十六国时代的造像，说明金塔寺窟的开凿时代有可能早于北朝。只是从中心塔柱式的窟制来说，十六国时期是否在河西走廊一带已有此类窟制?尚待探讨。
    2．千佛洞窟群中的南部第二窟。千佛洞窟群中的南部第一窟，虽是中心塔柱，但造像遗存极少。第二窟中心塔柱样式挺秀，四面造像各分为四层，最下一层佛龛像类似金塔寺，上三层为三佛并坐的横长龛，在下层宝珠形龛楣左右，各塑有两个高浮雕大型飞天。运用这种高浮雕的手法以表现轻盈飘舞的飞天，虽然形式特别，但总显得有些臃肿不灵，这也许是早期造像中的一种原始的样式。

    3．千佛洞北部一窟。窟在北段，为窟群中最后一窟。窟内中心塔的四面和窟壁上下，都开龛造像，规模颇为宏大，可惜大小造像已全部妆銮改塑，仅少数胁侍菩萨的大体形象轮廓还可以看出原有的特征。象这类改头换面的情况，在马蹄寺窟群中要占有很大的数量。在属于塔柱式的洞窟中，除上述金塔寺二窟、千佛洞南段二窟和北段一窟以外，其他四窟分布在千佛洞、马蹄北寺和下观音寺，但其中的造像仅塔柱龛式可见，有的甚至连龛式也被后代改造了。
    (四)炳灵寺石窟群北朝及其以前的雕塑像
    甘肃永靖县炳灵寺石窟，是解放后新发现的佛教艺术名胜区。“炳灵”是藏语的音译，即“十万佛”之意。1952年，中央文化部曾组成勘察团前往调查，并将调查报告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1期上。196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又对炳灵寺进行了第二次的勘察，把所有的窟龛重新编号，并且还有重大的新发现。
    炳灵寺石窟群位于甘肃永靖县县城西北约35公里的黄河北岸小积石山丛中，山峰奇峭，滔滔黄河，自西而东，湍流山下。窟群即开凿在黄河支流“大寺沟”西岸一带的悬崖峭壁之上。关于石窟群的创始，最早曾见于五世纪后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有“……河水又东，北会两川，右合二水，参差夹岸，连壤负险相望。河北有层山……其下层岩峭壁，举岸无阶，悬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水经注》河水卷二)从这段描述，说明北魏以前，此地已开凿有石窟。到明、清两代，在崖下建了“上寺”、“下寺”两个喇嘛教寺，下寺即是石窟群集中所在，炳灵寺(“十万佛”寺)之名，是这时才有的。根据第二次勘察编号，共编为窟龛一百九十五个，其中的一百八十三个计属于十六国的西秦窟二个，北朝窟七个，龛三十个，余则属于隋代窟龛五个，唐代窟龛一百三十四个，明代四个，时代不明一个。①
据文献记载：十六国中的西秦乞伏炽磐曾建国抱罕(即今永靖)，并于永康年间(五世纪初)开凿佛窟雕造佛像。1963年第二次勘察时，在难以攀登的“天桥窟”中，果然发现有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的墨书长篇题记以及同时期的雕像和壁画。②这一处编号为169的“天桥”南洞原为一不规则的天然石洞，洞内宽为26深8高15米，四壁满开佛龛，约计三十多个，龛内佛像有单身立佛和一佛二菩萨两种形式，并且有石雕像、石胎泥塑像和泥塑像等三种不同方法。佛像多“两肩齐挺，身材魁梧，表情严肃，造型古朴，比之敦煌、云冈的早期造像更为端庄厚实。”如洞东壁第六龛身高2米的立佛，着“摩揭陀”式⑦紧贴身的通肩大衣，似轻软的绢纱，躯体的轮廓全显露出来，比例匀称适度、表情安详淳厚，昂然挺立、雄健饱满……。从以上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十六国时期佛教造像的造型特点，它与敦煌、麦积山石窟的早期造像是一致的，并可为这两处造
①据第二次勘察编号，下寺附近有窟34。龛149，上寺附近窟1龛3，两寺间的洞沟一带有窟8个，以上合计共有窟43个龛152个，但属于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仅五分之一．
    ②据1963年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的调查编号，连同“上寺”、“下寺”、“洞沟”三处共计窟四十三个，龛一百五十二个，合计一百九十三个，除其中172号窟(天桥北洞)因过于高险，难以攀登外，其他已全部清查，并在169号窟(即天桥南洞，亦称“唐述窟”)中发现有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的墨书题记，由此确定于炳灵寺后窟群的创始年代。
    ③摩揭陀式是犍陀罗式的继续，因形成于摩揭陀国而得名．其特征是薄衣贴体，衣纹稠密，较之犍陀罗式更趋柔软细密．像的年代断定作实物参考。
    炳灵寺窟群所在的小积石山一带是红砂岩，这里的石质虽软，但与新疆、敦

煌一带的砾石岩不同，是可以雕刻佛像的。炳灵寺石窟的早期造像，和敦煌的早期泥彩塑像，在造型风格上较为接近，只是后者因系泥塑，人物形象较易掌握。两者相比，炳灵寺的石雕造像，显然是难度较大的。又造像的题材范围方面，以较有代表性的十九铺造像为例，有六铺是属于宝塔品的释迦佛与多宝佛并坐论道，有八铺是一佛二胁侍菩萨的说法图，有二铺是单一的菩萨像，另有一铺维摩变和一铺佛涅磐，还有一铺七佛龛的高浮雕。如此，在题材上是较为完备的，而且多数造像具有犍陀罗式的样式，造型也较为完美。根据1952年勘察报告的描述：“我们从炳灵寺第80、81、82三个洞窟(均为北朝窟)中的佛像、供养人及菩萨的绮丽精美的造像上，仿佛看到了曹仲达、顾恺之那样坚实挺秀又生动活泼的线条表现在佛像立体造型的轮廓上。尤使人惊叹的是80窟北壁的文殊像。端坐在两个菩萨中间，庄严而活泼，富丽而朴厚，表现在同一作品中，可称为一件‘气韵生动’的杰作。”从这里不难体会出炳灵寺石窟的早期造像，数量虽然不多，但在造像的艺术价值上，是并不亚于敦煌千佛洞的早期泥塑的。
    炳灵寺石窟造像，包括更多的唐代作品，在1952年勘察以后，曾由中央文化部编印了一册《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专集出版，内容收集了大部分的造像照片，并由当时主管社会文化事业的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写了一篇《概述》(郑先生是热心于古代文物艺术事业的专家，不幸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郑先生在解放前就做了很多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和古文物的整理考证工作，对于研究学习古文物艺术者有很大帮助。)。他在炳灵寺石窟概述中写道：“从新疆的高昌、库车，甘肃的敦煌、天水，大同的云冈，洛阳的龙门，太原的天龙山，峰峰矿区的南北响堂山，济南的千佛崖，南京的栖霞山，到义县的万佛堂，是一连串的石窟寺，点缀在我国境内的各个名胜地区，把我们的锦绣河山，装饰得更为富丽宏伟。这些石窟寺都具有丰富的石雕像，或塑像，或壁画，它们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精英，是今天艺术家们所必须汲取，作为‘推陈出新’的宝贵资料之一。我们看了这些造像，这些壁画，立刻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我们的先辈艺术家们是如何的在占老的艺术传统上勇敢地接受了外来的各种影响，密切地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崭新的风格，不朽的艺术性、人民性的优越的作品。……中原一带，迭经兵燹，许多古老的寺庙、宫殿的壁画，都被毁失了……，雕塑远较壁画易于保存，一来是凿刻在兔崖石壁之间，不容易遭到人为的毁坏。”
    炳灵寺石窟群在形制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唐代窟龛之间雕出数量颇多的佛塔龛，就其造型风格看，也是属于唐代制作。这类舍利塔龛，只雕出印度式的单层塔而不雕佛菩萨像，就国内石窟群说，只有河南安阳灵泉寺石窟群有此制度，那是为纪念当代名僧而雕制的。
    (五)麦积山石窟群北朝及其以前的泥塑像①
    麦积山石窟所在地属甘肃天水，位于天水城东南约40公里的群山中，因开凿石窟的山峰，平地崛起，形如麦垛，故此得名。其较早的记载，曾见于北宋秦州大都督李允信为其亡父造七佛龛的《秦州麦积佛龛铭》和五代人《玉堂闲话》，后者曾有：“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岗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故有此名。其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石成佛，百一龛千室，虽自人力，疑其神功”的描述。又《梁高僧传》曾载有释昙弘尝于宋永初间(公元420—422年)隐居麦积山，同时还有释玄高等也在此传道，说明麦积山早在五世纪初已有了佛寺。据文化部1953年麦积勘察报告(见《文物参考资料01954年2期)谓麦积山佛窟的创始，可能在北朝以前的十六国时代。现存造像，有的也与敦煌炳灵寺的早期造像风格类似。⑦
麦积山的岩石略近于炳灵寺，但更为松软，所以和新疆、敦煌一带的砾岩同样，不宜于雕刻佛像，只宜进行泥彩塑像，仅在极少数洞窟中遗有石雕造像或造像碑，其石料显然是从外地运来的。用泥塑作造像的成品制作，在世界雕塑史上，只有中国盛行，也可说是中国的独创。这种塑造艺术，当然和前代的俑像雕塑有着传统上的关系，难得的是未经过窑烧的泥塑像竟能保存一千多年而仍不朽坏，确属难能可贵。因此，麦积山泥彩塑像和敦煌千佛洞、永靖炳灵寺等泥彩塑像同样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最可珍贵的艺术遗产之一，尤其是麦积山石窟，在现有一百九十多个窟中，保存的造像在千数，且由于壁画远比敦煌少，使塑像显得更突出，为此，有人称誉麦积山是“东方最大的泥彩塑艺术陈列馆”。
①  关于麦积山石窟雕塑，尤以泥塑造像，在我国现存的古代遗产中，是一处难得的重点．遗憾的是由于著者实地考察的时间短促，观察体会不深．  掌握的资料不多，以致对于不同时代的不同造型风格很难以作出细致的分析．书稿写成后，在偶然中得以读到《麦积山石窟的分期》—文(《文物》1983年6期)，对于麦积山各时代造像用图形来作比较，使人易于理解领会．
②  据《麦积山石窟的创造年代》一文(《文物》1983年6期)的考证，麦积山石窟的开创年代，始于东晋十六国的后秦，时期为公元384—417年之间．据《麦积山石窟的分期》一文(见注①)的考证，麦积山石窟，属于后秦和西秦时代(公元384—431年)开凿的约有五窟，属于北魏时代的则有六十多个，西魏时代的约十个，北周时代的约十五个。
    麦积山山形既如麦垛，三面悬岩峭壁，佛洞多开在很高的垂直崖壁上。由于近代在某次剧烈的地震中山崖被崩塌，原有窟龛群从中间塌去一大部分，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惋惜的事。现存的窟龛因而分为东、西两崖面，东崖的窟龛在数量上虽然较少，但重要的上、中七佛阁，牛儿堂和佛涅磐窟等大型窟龛，都在东崖。西崖当然也有重要的作品，特别是十六国时代以及北魏，西魏具有代表性的造像。由于一部分窟龛，高入云端难以攀登，因而许多优秀的泥塑原作，侥幸未经后代装修，得以保存其本来面目，这是非常可贵的。
    麦积山西崖上最高的窟龛，原来都有栈道，悬梯可登。在上述《玉堂闲话》中描写当时麦积山西崖窟龛的情况是：“由西阁悬梯而上，其间千房万室，缘空蹑虚，登之者不敢回顾。将及绝顶，有万菩萨堂，凿石而成，广古今之大殿，其雕梁画栋，雕栱云楣，并就石而成”。“自此室之上，更有一龛，谓之天堂，空中倚独梯，攀缘而上，至此，则万中无一人敢登者。于此下顾，其群山皆如坵塿。王仁裕(晚唐诗人)独能登之，乃题诗于天堂西壁曰：‘蹑尽悬空万仞梯，等闲身共白云齐，檐前下视群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所谓万菩萨堂指的是编号为133窟的“万佛堂”，窟内除泥塑造像外，还有用外地运来的坚细石料雕成的造像碑十八座。窟四壁除壁画以外，还有影塑的千佛，飞天和佛故事山水人物等。另外最高处的所谓“天堂”窟，(现编号为155窟)此窟位于栈道的顶点，窟中有北朝泥塑三尊像三龛和石雕像三尊，以及色彩已剥落的战事场面的壁画(佛教故事)等，但所谓王仁裕的题壁诗，则已遍觅不得。至于那些本来就危耸高崖、悬壁千仞的栈道，经过自然和人为的毁坏，已摇摇欲坠，梯断路绝，天堂更是可望不可即了。近来甘肃省有意恢复麦积山这个国内罕见的名胜地，正在鸠工大事整修，行见栈道再缘悬崖，人们可以在既安全又能尽情欣赏古代艺术珍品的情况下，获得难得的美好享受。
  麦积山现存窟龛，根据1953年勘察团的编号是一百九十四个，其后又陆续有所发现。在全部窟龛中，除少数因造型风格特殊，可能属于十六国制作以外，属于北朝时期开凿的占绝大多数，这是与敦煌千佛洞和永靖炳灵寺的情况相类似的。关于麦积山早期石窟造像的起迄时代，根据上述历史环境以及造像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断定麦积山石窟是由十六国、北魏经西魏以至北周近两个世纪中，石窟的开凿未曾间断。只是有的由于经过宋、明、清各代的补修和妆銮使得很多美好的造像失去了原有的面目，以致今天有的已难于明辨它们的确实时代，其情况一如文殊山和马蹄寺，这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
  就麦积山早期石窟的形制说，一般多是方洞平顶，很少变化。到北朝晚期，出现了凿为宝盖形的覆斗顶石窟，很接近于中国木构建筑的藻井样式。这种样式，除敦煌千佛洞北朝石窟有相类似的以外，其它各地是不多见的。由此不难看出，石窟寺的凿造形制，可能与所在地的一般住屋建筑有直接关系。石窟开凿者也可能就是当地的建筑匠师，而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所特有的庐幕式的住屋形式，也很自然地影响到石窟的建造上。
  在造像风格上，麦积山的早期作品和敦煌千佛洞以及炳灵寺的同一时期的造像同样，都难免受有外来的影响和佛教经典上造型的规范化，如麦积山编号为114窟、141和155窟的佛、菩萨，比丘像，多表现为“湿衣褶”的犍陀罗式。又如100窟、114窟、128窟和169窟的菩萨立像，①多全身挺直，体躯细长，虽周身衣带飘举，肌肤毕露，仍难免令人感到姿态生硬。但毕竟还有胜于敦煌，特别是面部的轮廓和表情，都较有生气，并且有的接近于当地人的形象，如128窟石壁龛右侧的菩萨塑像，面部椭圆而体躯秀长，很类似陕甘一带农村中常见的少女。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麦积山北魏晚期的一些窟龛中接近于西魏、北周时期

的作品，很可以说是由塑工们在摆脱了幻想中的神的束缚，从富有生活感情的现实人物中，经过精心选择而加工创造出来的美的典型形象。例如127窟和133窟的佛、菩萨塑像，不仅面目秀美，而且流露出浅笑，惹人喜爱。在衣饰装束上，也脱离了佛教造像仪轨的束缚。又如102窟左壁龛的坐佛，穿着当代褒衣博带的中国装，仿佛一个美丽的少妇，心绪悠闲地在叙说饶有风趣的故事，体现出普渡众生的和蔼神情。另外有些站在窟室角落里的胁侍菩萨；如121窟、135和139窟的胁侍，多表现为面带微笑、含情欲语的动人形象，尤以12l窟窟门内右角隅的双胁侍，从服饰上看，只有一个是菩萨妆扮，另一个则属于比丘或供养弟子一类，两人亲密地偎依着，好像在窃窃私语，神态柔婉生动，非常引人注目。曾有人怀疑这两件造像是由近代好事者故意把她们搬移到一起的，但从所在的恰恰容下两人特定的小龛和自然配合形式，以及下部的台座接合为一整体来看，很难认为原来是不在一起的。就这两像造型看，体躯比例合度，衣饰线纹流畅，而且手法简洁，富有装饰趣味。这种较为圆熟洗练的造形样式，应是属于北魏以后西魏时期的作品。
麦积山的早期泥塑造像，在塑造手法上，与敦煌千佛洞中同一时代的同类作品相比较，前者显得手法熟练、富有变化，而且在塑像傅彩方面，也比敦煌同期作品淡素典雅，风格特殊。以佛像而言，如123窟左壁和154窟左壁的两尊坐佛，其手势、服式和衣纹褶襞的处理虽都不同，但造型的简括洗练，在风格上是一致的。尤以123窟坐佛的神态，显得特别潇洒，仿佛摆脱了神的境界，俨然是一位名士学者的风度。这种高超的塑造手法，在佛教雕塑中是罕见的。
麦积山的佛像塑造，还有更多的变化，如133窟中第一龛与第三龛的两尊坐佛，则是属于装饰性较强的造型。衣褶蜿蜒屈曲，布满周身，由于光影的复射，其质地显得绒柔轻滑，呈现出绮丽华贵的气氛，这在佛塑上确是别具…格的。在菩萨塑像中，除前述一些极近现实的优秀作品外，在造型手法上，也还有不少堪称精美的佳作。突出的如第60号摩崖龛中的两个胁侍菩萨，肌体圆满，身躯修长，衣带流畅，特别在睑型上，传神地刻划出一般少女所特有的那种纯真的美。近代欧洲的画家雕刻家中有不少善于表现少女之美的，如法国的雷诺阿和马约尔，但他们把握典型美的艺术创作方法，以之与我国一千四百年前的雕塑匠师相比，我国古代工匠似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在属于北朝的第123窟中，右壁龛坐佛的左右塑了一对作为供养的童男女，颈项上各套带有一个“长命圈”，这是陕甘一带农村小儿常见的风习，这两个儿童形象真实生动。童男着长衫垂着童子发，童女梳双髻，着长裙，也都是当时流行的服式。说明塑工们在塑像过程中，把民间的生活现实，如实地带进佛窟中来，使神界与人界化为了一体，因而使得麦积山石窟造像，格外富有人情味和民间气息。
    麦积山造像以泥塑为主，但也间有极少数的石雕像。如117号窟(北周时代)和127窟(西魏时代)，窟内正壁有石雕三尊像。尤其是127窟的佛背神光上所雕的供养飞天和“化佛”，极其精巧细致。可以明显看出原石料是从外地选运而来，由于石质坚细，使雕刻者得以施展其艺术才能。在一个幅员不满一米的半环形石面上，雕出姿势神态各不相同的伎乐十二个，飞天八个，供养天两个，还有化佛、彩带和其他纹饰，而且所有的伎乐吹奏的乐器和飞天所捧的供花也无一相同。雕技细致光润，迄今刃锋如新，这种棱角犀利明快的形象美，却是泥塑所难以达到的。
同样杰出的石雕作品，还有133窟——“万佛堂”中的造象碑。麦积山133窟是一个形制特殊，平面呈介字形的大窟，窟中除有多个由佛、菩萨组成的像龛和较为特殊的塑壁浮雕，如第11号龛龛楣所塑山树中的佛故事彩塑和影塑飞天以外，更有石雕造像碑十八座。这些大多属于北朝晚期的造像碑，究竟是原在窟室中还是从别处移来已无从查考。其中除少数全碑满刻同式小佛的千佛碑外，多为佛龛造像碑。这些碑雕刻得非常精致，其中编为16号的佛龛造像碑，正面雕有七个大小不同的佛龛，以及三排千佛像。在整体结构上，虽然有些格式化，但雕刻手法简洁精练，尤其是碑身下部的一个较大的帏幕龛，龛中雕三坐佛(释迦、阿弥陀、弥勒)谈道说法，神态自然。释迦左右两侧佛袒襟裸胸，裙褶飘垂，富有一种优美和谐的韵律。全部龛楣，也和两侧佛的裙襟同样，运用了简洁的装饰手法，表现得丰盈饱满，圆软紧凑。特别是雕在左右两角额的两串璎珞，竟显得那样晶莹明澈，很像饱含糖汁的葡萄，使人产生一种快感。
麦积山的北朝石刻造像，主要是佛、菩萨塑像，多数表现为典雅秀丽，优美动人。但与之相对比的还有刚健雄强的护法神王和金刚力士，这类造像在麦积山北朝造像中也有一些杰出的作品。如112窟塑出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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