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为砖石结构，在砖雕方面，除为数很多的字纹刻砖以外，有一墓发现线刻奔马纹残砖一块，这是一件颇可珍贵的三国时期砖刻艺术品，仿佛东汉武威墓室铜奔马的再现，(见下册图：172)而这一砖刻奔马，刻线简练轻快，颇似一幅奔马速写画，且轮廓准确，刀法娴熟，使我们不能不惊佩一千七百多年前民间艺术匠师的高超才华。
南北朝时代尤以南朝和东晋时代的砖建墓室，从近年出土的资料看，是颇为盛行的。甚至可以说，风行于东汉时代的石建墓室，到南北朝则改用砖建，这种改变的原因，是否与制陶手工业的发展有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关于南北朝时代的墓砖，其制作方式与秦、汉砖瓦雕塑类似，即沿袭了商、周青铜器纹饰的雕铸手法。首先是雕刻成阴模，再把它打印在砖坯上，使成为阳纹的浮雕实即线刻画然后再入窑烧制。但在东晋和南朝某些墓室中，出现了用多数墓砖接成为一幅图像的砖壁形式。如1961年南京郊区出土的一座南朝墓，墓壁上用几百块不同的阳纹线刻的砖面(砖的体积与普通砖的相类)合成一幅壁画式的“竹林七贤”图，布满了整个墓壁。又在后来出土的同类墓室中，也有以青龙、白虎为题材的壁雕图像，其制作方式与竹林七贤图同样是由多数墓砖拼砌而成的。据后人研究，制作这种壁砖的手续相当复杂，首先，要按照所设计的图像，画在一块大木板上，刻成阴线画，而后按照砖面的严格尺寸，从木板上按砖的大小逐一界出，再把刚模成的砖坯，按木板界格逐一打印成各不相同的阳纹线砖块，并按照上下左右顺序的砖逐一编号后，再入窑烧制方成。在垒砌墓壁时，即按原砖号编排使用，这样，砖雕的人物图像即自然组成。(1980年开始使用的北京新建国际机场，其中有几幅镶嵌瓷砖壁画，也是袭用了这种镶嵌法。)但这是一项精巧细致的工作，非有熟练的技术知识是难以成功的(参看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中国书画》第一期王靖宪《传神的画象砖》)。
1957年在河南邓县出土一座属于南朝风格的画象砖墓，其人物图像的构成形式是以砖面为单位组成墓主役使的侍从、仪仗和乐舞行列以及人物故事等，其人物，牛马的大小均以砖面的大小为限，也有在一块砖的横面上塑出三、四人不等，由几块砖面即可排成一长的行列，这和上述南京一带出土的南朝墓室，把整个墓壁构成一幅图像的形式相比，在砖的模印上稍微容易省工。又因人物马匹等体积较小，形象轮廓易于掌握，因而在造型上显得特别精致，人和牛马都神态奕奕，形象生动。如其中两块砖面，一块塑为倔犟的耕牛一头，①一块塑出威武的鞍马两匹，各有御者牵随。其中的一马，披带着北朝多见的战甲，造型非常真实生动，而且轮廓比例准确，堪称佳制。另有两块砖面上，各塑出不同内容的伎乐、侍从，伎乐四人，吹打着乐器，侍从四人各捧供物，两队人物都作阔步前进状；更有一砖面塑出四妇女，二主二仆，同样也在走动着（见下册图180)。以上这些人物的衣冠装扮，都很像南朝样式，尤以妇女的衣饰，与东晋画家顾恺之所画《女史箴图》中的人物很相似，只是披甲战马又正是北部寒冷地带所常见的装束。因此，这一墓室的南北隶属尚待研究。
    (2)墓俑雕塑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墓俑雕塑。由于三国、两晋时期的墓葬出土不多②，而南朝君臣墓上虽多置有地面石兽，但已经发现的墓室很少，因而墓俑都比较少见。1957年浙江省文物机关曾在温州地区的瑞安一带清理了三国、两晋、南朝的墓葬四十多座，出土各种瓷器皿很多，但却未见有一件俑像，更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见《考古》1960年10期)。②而建都在中国北部的西晋与北朝，在墓俑的雕塑成就上，比长江下游的东晋与南朝是看较大发展的。如在河南洛阳和湖南长沙等地，解放后都有西晋墓俑出土。北朝墓俑在解放前洛阳一带也曾大量出土，惜多流失海外。1935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就有不少出色的北朝俑像展出。
1955年在湖南长沙曾出土一批造型奇特的西晋陶俑，其中有一件骑士，很类似民间艺人捏制的泥玩具。同时从某些捏塑技术和人马的造型、神貌看来，都能显示出晋代瓷塑的风格特点。又在1974年，南京西晋墓出土有一件青瓷水盂，瓷盖上塑出一对小水鸟，俩相偎依，十分亲昵旖旎，这种富有情趣的小品动物塑作，出现在三世纪后期的西晋时代，确是难以想象的。  (图片见《文物》1976年3期图版肆第3图)
    ①  邓县墓砖耕牛浮雕图片见《中国古代史》上册567页插图——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②  三国和西晋墓曾出土有青瓷跪羊，如1958年在南京东吴甘露元年(265)墓和1974年南京西晋墓，都出土有同样的青瓷跪羊。  (图片分见{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图：28和《文物》197s年3期图版肆图1}
    东晋时代的俑像，多是有釉的青瓷塑，如南京东晋墓出土的一件女俑，在造型风格上具有很显著的艺术特点，它运用了夸张的装饰手法，表现出一个江南

少女温娴秀丽的典型形象。
在河北景县北魏墓中，曾出土不少塑制精巧的男女俑像，其中一件女坐俑，显得秀外慧中，神情悠然；另一男俑，作者运用装饰性造型把腿塑得特别粗大，使之产生一种稳定感。又1974年，河北磁县出土过东魏墓俑群，在造型和装扮上，与景县北魏俑人极为相似，只是女侍俑们体态窈窕、姿容秀丽，更为动人。此外，特别施展装饰手法的还有山西太原北齐张肃俗墓和北齐韩裔墓出土的一组俑像，包括男女俑人、鞍马、骆驼和牛车等。北齐作品和粗犷豪放的北魏作品比较起来，显得特别精致细腻，两者成为鲜明对比，这可能是由于民族性格与风习各异之故，更为重要的是雕塑作者的艺术创造不同。现以张肃俗墓的俑人，骆驼和牛车为例，从俑人的衣饰，尤以腿部的变形、骆驼的长颈细腿和整个体躯的变形，还有牛车的御者和牛的变形来看，都是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表现出“装饰雕塑”的特有造型，显得精巧别致，分外逗人喜爱。同墓出土的其它俑像，也都经过精工细雕，显得非常光洁明快，这应是塑工加意施展技艺的结果。
在陕西西安草场坡和内蒙呼和浩特市出土的北魏俑人，也是一批美好的作品。有拱手站立的男女俑，有围坐一圈各执乐器弹奏的乐舞伎俑群，有骑在甲马上高吹号角的武士，制作手法虽不精细，但能于简括中见神韵，代表了北魏时期的风格。特别是1975年在呼和浩特北魏墓出土的一组舞乐俑(图片见《文物》1977年5期图版肆)，可说是达到了栩栩如生、如闻其声的高度。
在流失国外的北朝俑人中，较突出的有双僮俑、伎乐俑和骑伎俑等。双僮俑塑出一对未成年的儿童，牵手并立，脸上流露出可爱的稚气，从服装上也可看出北朝时代的儿童服饰样式。伎乐俑所塑的是个正在弹唱的乐人，从她那欢乐的动态，衣袖飘起，以及面部表情，都充分表达这位弹唱者情绪的高涨。这是一件传神的佳作，只有东汉时代成都出土的说书俑可与之媲美。骑技俑也是件罕见佳品，其传神处应从马的神态姿势来体会。马的鬃毛飘舞，体现出骏马风驰电掣的奔跑速度，加之骑者在马上的熟练表演，可看出其动作是随着马的飞奔而变更的，这使整个作品显得特别出色。
    在流失国外的属于动物陶塑中，有一件鞍马，一件骆驼和一件猎狗，都很有特点。前两者从装饰艺术造型来看，应是北齐时代的制作，尤以骆驼头小腿长的变形，与前述太原张肃俗墓骆驼的颈长腿短的变形，在手法上是相类的。猎狗也是一件优异的制作。雕塑者必然经过了长时期的观察，有深刻的生活体验，才能以熟练地捕捉到这一瞬间的生动形态，这是在雕塑动物时颇难于掌握的。
    (3)  石室石棺和墓志雕刻
    在东汉时代盛行的墓祠石室，到南北朝时期，仍偶有一见，即较为著名的北魏宁懋墓石室。一般的汉代墓祠是建置在墓旁地面上的石建筑物，而宁懋墓祠是埋在墓内体积较小的石室(高1.38米、长2米)。石室于1931年在洛阳出土，通室石壁内外，遍刻人物故事，有的是阴线减地法刻画，因艺术价值很高，所以立即引起古董商人的垂涎，出土不及半年，即盗运上海，卖给美国，现藏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石室的形制和所刻人物内容，多为前代孝子的故事和护卫车马等，在1980年第二期《河南文博通讯》上曾有详细介绍①。其雕刻形式有的是运用很薄的阴刻减地法，与山东沂南墓室的刻法很相类似，因此，沂南墓室浮雕，被人断定为东汉以后的制作。
由于宁懋石室的线刻，在表现形式和体裁上都与洛阳同地区出土的佛座线刻相似，因此，将留待下一节佛教装饰雕刻中作为对比的资料来论述。至于这一时代其它的墓内雕刻物，还有北朝多见的石棺上的雕饰。中国古代在石棺上施以雕饰，最早出现在东汉时代，著名的如四川芦山出土的王晖石棺，棺的左右侧浮雕青龙白虎，前雕朱雀，后雕玄武。南北朝石棺，仍多沿袭汉代，如河南出土的北魏石棺(现藏开封博物馆)，两侧用线刻减地的平雕法，所雕内容仍是青龙白虎，只是在龙虎前后各雕有四个守护神，其中之一骑在龙虎身上作飞舞疾进的姿态，整体刻线流利，衣纹飞动，使人联想到东晋画家顾恺之“坚劲联绵、循环超忽，格调移易，风趋电疾”的线画人物造型。在龙虎人物周围，更衬以云彩花草，构成一幅繁复紧密的图景，一般所称道的“龙飞凤舞”的神仙境界，不难从这石棺装饰刻画上体现出来。棺的前后所雕朱雀、玄武，也有仙人飞舞其间，这样就把整个石棺都雕为羽化而登仙的仙境了。又陕西出土的全用阴线刻的北周石棺，所刻题材，也是青龙白虎，但手法更为简练生动，整个内容是用龙虎驱逐鬼魔以保卫死者安全。还在石棺盖上刻有伏羲女娲手举日月以表现天象的月亮一边，刻了一只极其写实的并且在颈项上系着一条绶带的兔子，奔驰在云彩中。这种题材的穿插，显然是与石棺盖上所刻伏羲女娲手中所擎的日月有着连带关系的。
    ①在1960年第4期《文物》中也曾对于宁懋石室作简要介绍．
    北朝墓葬中的墓志石刻，在河南洛阳北邙山一带曾大量出土，志盖(与墓志同样大小的盖石)上除有当时字体峥嵘、笔姿别致的题名外；在志盖和志侧土，还多刻有线刻和阳线减地的装饰花纹，一般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其内容多为“四神”以及与之相关连的云彩山树等，也有以凶猛力士和人骑龙凤为饰的。如洛阳出土的北魏尔朱袭墓志及盖石上的图案，可称为北魏墓志装饰雕刻中的代表作，志盖中心篆书“魏故仪同三司尔朱君墓志”题字，字体规则一如现代的美术字。在志身四侧面，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配以流畅的行云，装饰性既强烈，意境更悠远，令人感到虎啸、龙吟、凤鸣高岗，一片幽美的乐声演奏气氛。
    从以上列举的石棺和墓志的例子，可以看出北朝制作，多承袭了东汉墓室壁雕的手法，即线刻减地的薄肉雕的合用或单用。到北朝后期，可能由于正式浮雕形式的出现以及绘画艺术发展的影响，因而减地法渐少应用，多数演变为单纯的阴线刻划，如上述北周石棺即全为线刻。这种演变，到后来的隋唐时代，特别到盛唐时代，就完全成为与绘画同一形式的“线刻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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