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henanart.com 2006-6-27 19:30:23 不详 |
|
|
唐代末年，政权分裂。９０７年，黄巢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被其叛军将领朱温所窃，在河南开封建立起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后梁。接着而来的是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称“五代”；这还不算完，近乎同时，天下大乱相继出现了武（扬州）、吴越（杭州）、楚（长沙）、闽（福州）、前蜀、后蜀（成都）、南唐（南京）、南汉（广州）、北汉（太原）、南平（湖北）等十个割据势力，成为“十国”，这期间的混乱堪比南北朝以前五胡十六国，但只有五十余年的时间。这一时期雕塑艺术风格，基本上承袭了晚唐的形式。从理论上讲，曾建都于四川的前蜀、后蜀，应该留有石窟造像，但由于这一段历史较短，不易明确辨识他们的单独存在形态。最容易得到的直接资料还要有求于敦煌莫高窟，明确标明为五代时开凿的洞窟多达２８个。由于地处偏远，当内地乱成一团的时候，此处却没有受什么影响。但这一时期的彩塑明显带出僵化、繁琐、程式的痕迹，远不如盛唐时期那么华丽宏伟了。 习惯上，人们把与皇帝有关的坟墓成为“陵”，唐代皇帝的陵墓大都分布在西安附近，有十八处之多。唐代帝陵有较为固定的格局，在双城墙体之间设立石雕像群。唐帝都以山为陵墓主体，陵前雕像有动物或人物。如昭陵前置14个人物雕像，是太宗所治伏的外番俘虏，象征别处小国的归顺；献陵前有石虎、石犀，体积巨大，造型简洁有力。这期间最为著名的雕塑艺术当推“昭陵六骏”，这是为纪念李世民在开国战争中立下功劳的六匹战马所制作的六块浮雕。当年太宗命大画家阎立本绘画图形，由雕刻师凿于石上，据说还有大书法家欧阳询题写了太宗为之歌功颂德的词句，可见其价值之高。这六匹神奇的战马都有自己的名字：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令人痛惜的是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两块浮雕，在1914年被军阀盗卖境外，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这六匹西域名驹的浮雕作品，显示出唐代动物雕塑的成熟，使浮雕艺术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境地。唐代先后出现了许多动物画高手，如曹霸、韩幹都是画马高手，而“昭陵六骏”的创作年代还要早于他们。
乾陵为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和葬地。陵墓石雕众多，有狮、人物、仗马、朱雀、华表等等，上百个之多，都是坚硬的石雕，反映出当时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雕塑家的无尽才能。在石像群中，文武伺卫的雕刻也十分突出，体态稳健、端正庄重，但面部表情各不相同在乾陵的门上，有多达六十与个番使雕像群，令人心痛的是，那写形象生动写实、表情面貌各异的脑袋全部被外国盗墓者砍去，实实令人痛心疾首！
此外，武则天母后顺陵、唐睿宗桥陵以及恭陵、定陵等皇室陵墓都有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石雕艺术作品。从总体上看，唐初的风格比较简略，昭陵六骏偏于写实，大体走向精熟。
唐代的雕塑艺术从随葬的明器上也能看出一斑，当时的政府机构中专门设置了陵墓石刻以及明器制作的管理部门，名曰“甄官署”。这一时期的明器雕塑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题材极为广泛，以人物、动物为最多。女人俑的造型特点与当时的大众审美趣味相吻合，正如当时仕女画上所表现的形象，以肥胖、丰满为美，仪态端庄、衣饰华丽。女子骑马出游也是唐代的时尚，这在当时的绘画、雕塑以及工艺装饰中频频出现。由于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比较发达，许多外国客商来中国经营或生活，这在明器雕塑中多有表现，如“胡人舞蹈”、“西域奴仆”、“骑马商人”等形象随处可见，甚至还有非洲黑人的形象。镇木力士像是唐墓中所常用的，多为三彩陶器制成，其形象威猛，类似佛寺里的金刚力士，具有鲜明的形象特点，省唐时期，天下一片歌舞升平，俳优歌舞广泛流行于皇室和民间，所以在唐代墓穴中也大量出现手舞足蹈的俳优俑，动作夸张、表情丰富，在人物塑造方面达到了相当高超的艺术水平。这些明器雕塑对我国古代的戏剧、音乐等艺术领域的研究，也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对当时的服装、服饰之研究，更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唐代以河南洛阳为东京，周边地区盛产陶瓷。明器雕塑以陶质三彩为主。三彩是陶器的一个特殊品种，烧成温度较低，土质可塑性尚好，釉料中的主要成分是铅，以铁、铜、锰等氧化金属为着色剂。这种色彩变化比较丰富的低温釉非常适合制作艺术品，易于流动的釉面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效果。自唐以后，陶瓷明器基本上占据了主要的使用材料，很少再见到石雕、木雕或铸铜了。
唐代的随葬品中，动物雕塑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种类。其中，马和骆驼是最为常见的，这是当主要的交通、运输、征战以及出游等的工具。由于当时的农、牧、畜业也比较发达，牧猪人上缠饲养过的动物也都被制成微型雕塑，如鸡、狗、猪、牛、羊等等，如同墓主人生前的环境。
装饰性的建筑构件雕塑，也是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重要艺术分支。尽管唐代的皇宫也是倾力而造，如著名的大明宫等，但这一时期的砖、瓦等建筑构件上的纹饰浮雕，却比秦、汉时期要逊色得多。这种现象的出现，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建筑上开始大量使用彩绘装饰而造成的。唐代的华丽宫殿，早已荡然无存了，而其他类型的建筑，如桥、塔等，也是极为旱见，上面的装饰性浮雕看来没什么可取之处，多是一些夔龙、缠枝花一类的图案纹饰。
唐代著名雕塑家杨惠之能得以传名，实在是一件万兴的事，同样，这是由于他的绘画才能也比较高超。他曾与吴道子为画友，后自认为画不过吴道子，改攻雕塑，至炉火纯青只地步。
相传，千手千眼佛像是由他首创的，一直流传至宋代的《塑诀》是我国独一无二的雕塑理论著作，也是出之于杨惠之，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已无法见到他的作品原件。在他之前，见之于《历代名画记》的雕塑家还有一位韩伯通，他是唐初时的“相匠”，为宫廷塑像工作服务。有的雕塑史论家把隋朝的李春也列为雕塑家，似有牵强之处。李春是著名的“赵州桥”的设计家和修造的主持者，桥上的建筑装饰未必出于李春之手，所以把他列桥梁设计家更妥些。
唐代走向衰亡以后，从十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经历了宋、辽、金的历史阶段。雕塑艺术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风格现象，也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进一步生活化、世俗化，创作手法上趋于写实，材料使用也更加广泛，制作工艺也有所提高。但从总体上看，不如汉唐时期，在整个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不占重要地位。
两宋时期的北宋，设都那南开封（960—1127），南宋迁都浙江杭州（1127—1279）。于北宋几乎并行存在的辽国由北方契丹人把持，设都皇都，也称契丹国（916—1125），在现在内蒙古巴林左旗波罗城一带。金国的存在差不多与南宋并存（1115—1234），它建都会宁，是现在的黑龙江阿城一带，后来一度迁至北京、开封，由女真族统治。西夏国存在于辽、金之间（1032—1227），由党项族统治，定都兴庆，相当于宁夏银川一带。
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统一全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局面。开国之初，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城市商业、手工业等经济较为繁荣，著名的《清明上和图》就描写了当时边河两岸的生活景象。雕塑艺术的功用更加宽泛，不仅用于宗教、陵墓、明器，还深入到日常家居生活当中，比如以浮雕山水来替代壁画风景，一时间颇为盛行。北宋的绝大多数习俗都沿袭唐制，尤其是帝王陵墓形式，几乎万全依照唐代乾陵。宋代八帝当中的六位都葬于洛阳附近，徽宗和钦宗最窝囊，被金人擒为俘虏，押往漠北，客死他乡。所以在巩县一带，遍布了包括皇亲国戚在内百余座有名有姓的陵墓，为我们研究当时的雕塑艺术提供了不少的实物资料。宋代陵墓也是向南，但尺度何规模不及汉唐。陵前石雕像群的行列顺序一般依下列形式：华表一对，成六棱体，外表饰有浮雕图案；大象与人物一对，似取“吉祥”谐音；朱雀一对，朱雀也是想象中的禽鸟；瑞兽一对，带翼四足动物，以示尊贵；鞍马及人物两对，表示仪仗队伍；虎、羊各两对；番国使臣三对；文武大臣各两对，到此为至。再往下是神门内外的狮一对；镇陵力士以对、官人一对、内侍一对。其造型风格不同于前代，有明显的写实倾向，比较注意局部细节的刻画。宋陵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宋太祖永昌陵，是前期制度的典范，其雕像群中的大象为前代所没有；北宋中期的宋仁宗永昭陵，其人物雕刻比较修长，文臣武将都比较纤弱，而后期的作品则有些粗糙。国力的因素会直接影响到艺术创作，当时的工匠水平也差别很大，所以北宋时期的“七帝八陵”雕塑艺术相差比较大。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时间上的仓促，要求雕刻者要在半年内将所有的工作全部完成，而工作人员又来自四面八方，技艺和审美标准都不尽相同，所以，整个宋陵的雕塑作品优劣不齐。
当地百姓中流传着：永裕陵的狮子、永泰陵的象、永熙陵的好石羊，这样的顺口溜，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了解宋陵雕塑的代表作。
与宋代的绘画艺术相比，其雕塑艺术的成就要远远落后，这与统治者的好恶与重视程度有很大关系。通过类似科举制选拔的宫廷画家，都有较高的的为，而雕塑行业的从业人员却得不到重视，甚至还受到歧视。随着文人画的兴起雕塑艺人的社会地位愈加卑下，此类造型艺术走向衰退就不足为怪了。
宋代统治者一度信奉道教，佛、道两教之造像有所模糊。整个社会更偏重于关注现实，佛教的流传开始借助于民间说唱的评话话本。从总体上看，中国北方地区相对沉寂，而南方的江苏、四川等地，佛教造像活动比较活跃。这与宋以前的五代十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很大关系。中国式的佛教——禅宗在五代十国至宋代比较发达，使佛教不在神秘化，重视通过日常生活来习禅悟道。
北宋从一开始就不断受到外族侵扰，辽、金、西夏一直使宋代得不到片刻安宁，几乎没什么心思进行象唐代那样较大规模的石窟建造。敦煌、买鸡山、龙门等石窟中，属这个时期的很少，不仅如此，当时的人们还把前代的雕塑作品加以粉饰，不同程度地对前代作品起到了破坏作用。陕西北部地区是北宋时期通往辽、金等地的要道，有一些规模不大的石窟遗留下来，如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石窟，北宋范仲淹曾有有其诗对其记录。再如子长县石空寺石窟，从造像题记上看，其开凿年代当在北宋，最优秀的部分在于罗汉群像，姿态各异，形神兼备。四川大足石刻中属宋代的，为属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宝顶山的窟龛群。它利用自然山体，顺崖壁开凿，工程浩大，内容复杂。最为重要的部分是“西方极乐世界”，人物众多，场面繁杂，但层次分明，描写细致。与之相邻的是“地狱变相”，逼真的表现除受刑者在地狱中的惨状，并以写实的雕刻手法再现了种种日常生活的场景。这些石刻雕凿于距地面4—14米的峭壁上，总长度500余米，前后施工了几十年，雕塑之间关系密切、相互连接。整个布局高大而完整，雕刻技法娴熟，细节刻画生动，如“地狱变相”中的一个养鸡妇女形象，完全是依据现实生活而创作的。大足石刻的另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硬盘坡、观音坡、佛耳岩、北塔寺等处。整个开凿历时250余年。应该引起重视的还有那些为数很多的供养人造像，均有题记以示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刻制年代，这是研究宋史的难得实物资料。浙江杭州的飞来峰有比较集中的宋代雕刻，虽然尺寸不大，但其艺术水平却在宋代雕刻中占比较重要的地位。
寺庙雕塑在宣扬佛教方面的功效已逐渐高过石窟雕刻。在山体上开挖石窟的举动，是由于受到印度的影响，而宋代城镇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寺庙建筑的建设。寺庙祠堂的建筑材料以木构框架为主，所设置的雕像也以木雕、泥塑为最多，这些材料的耐久性较差，保留至今的为数极少。山东长清灵岩寺内有四十尊题记为北宋时期的罗汉像，其风格和制作技艺有所差别，疑为后人修整过的痕迹；山西晋城青莲寺的十六罗汉基本上保持了原貌，没经后人装銮，各式人物的表情、动作、神态都较为生动。罗汉像是佛教造像走向世俗的典型形式，在唐代只是以群雕中的陪衬形象出现，到了宋代，大量塑造罗汉像的寺庙已遍布全国。例如河南辉县白茅寺五百罗汉、浙江天台山寿昌寺五百罗汉、杭州西湖云林寺五百罗汉，以及山东、四川、河北等地都有供奉罗汉塑像的寺庙。祠堂性质的雕塑造像以山西晋祠彩塑最为出色。这一组人物彩塑群共四十三件，为纪念叔虞之母邑姜而修建的。这些塑像几乎全是中、青年女性，他们的年龄、职务、性格各不相同，胖瘦不同、高矮相异，是当时妇女形象的集中再现，其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弥足珍贵。这种纪念性雕塑另一个代表就是四川王建雕像，王建是五代的前蜀皇帝，安记载推论，出土于王建陵墓的石质雕像应是其生前所雕，神态写实，从中可以推断北宋早期的雕塑艺术风格。
“宋代无俑”，考古家以前普遍认可此种说法。尽管近些年来新建设的需要，工程当中也出土了一些宋代明器，但数量上依然显得贫乏。出了极少数特例外，宋代的丧葬习俗基本采用纸质冥器，入葬时焚毁。宋元时期的戏曲艺术较为发达，在雕塑艺术上也有所反映。如山西襄汾出土的一处宋、金时墓穴，有砖雕戏曲人物多个，表现当地“散乐”的演出场面；江西鄱阳出土的南宋墓中，发现一批彩绘瓷俑，其形态为杂剧表演，表情真实，活泼；在景德镇的南宋墓中，也有瓷俑出土，从表情、动作上分析，他们正在进行某种戏剧表演。
宋代流行砖壁墓穴，石棺较为少见，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北地区。如在贵州遵义一带出土的多处石质墓穴，其中都有一些石刻作品。辽宁一带的石壁墓葬属辽代，浮雕题材为孝子故事、墓住人生前生活场景等等，技法上采用铲地浮雕，承袭了汉代画像石的式样。砖墓中习惯用雕砖装饰，所表现的也多为墓住人省乾的生活场景，如河南巩县出土的砖雕上，雕刻着做饭、洗鱼、妆扮等人物，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观察之细致入微，陕西、甘肃等地也有很多精美砖雕出土，忠孝故事基本上取代了宗教迷信的内容，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雕刻工艺得以广泛使用，可能与当时发达的雕板印刷工艺有很大关系。
由于文人士大夫们的提倡和参与，宋代的手工艺技术得以巨大发展，陶瓷、木雕、竹刻以及金属工艺等方面都有很大成就。陶瓷艺术方面 [1] [2] [3] 下一页
|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