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好莱坞卡通比勃拉姆斯更激发我的热情
2008年4月初，纽约，兰登书屋旗下Spiegel＆Grau出版社，刚刚完成巡演的青年钢琴演奏家郎朗正与编辑一起校订自传《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MyStory》的最后清样。这部英文版自传将于今年7月在美国出版，目前已售出德文版、荷兰文版的版权，法文、日文和丹麦文版则在紧锣密鼓地商谈中。
摆在郎朗英文版自传清样旁的是一份中文译稿《千里之行：我的故事》，中文版将于4月底5月初提前上市，它根据英文版翻译但并非亦步亦趋。中译者李灵说：“郎朗对这本书很重视，中文版尤其要亲自一字一句过一两遍，修改后的行文更符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负责引进中文版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刘瑞琳表示：“中文版提前出版得到了郎朗和Spiegel＆Grau出版社的支持，我们觉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是一种特权，更是一份礼物。”
“在我旅行期间，人们经常问我很多问题，关于我的音乐、我的童年、关于我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搭建桥梁的努力。对我来说，要回答这些问题，最容易的方式还是讲述我的故事。我的故事有关音乐：古典音乐、中国音乐、我脑海中回旋的音乐……”，郎朗这样解释他出版自传的初衷，“我的故事有关中国：古老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中国最根本的精神。我的故事也有关西方，影响了我人生道路的另一个家。而这一切都从我父母发现我有音乐的天分开始。”
“千里之行”——郎朗用这句浸透古老中国智慧的箴言作为标题，这意味着不同语言与文化的读者，在面对这个时尚得如同摇滚明星的26岁钢琴演奏家时，不得不将眼光投射到他背后那个幽深神秘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比起“古典”音乐来，可是“古老”得多。
在郎朗的故事中，时间与空间交替成为界标：半个童年；大都市；中国之外；美国；世界公民（全书五个部分的标题）。这条线路似乎是那个古老箴言的倒影：只有行过千里，才能理解足下的土地。或许，郎朗的故事，就是中国的故事。
郎朗的故事直接从1982年6月14日讲起，那是郎朗出生的日子。“80后”，多么挑衅的字眼，更何况是在古典音乐领域。“人们常常问我受过哪些方面的影响。他们想知道哪些文化上的因素激发了我对音乐的热爱。他们以为我会说贝多芬或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或巴赫。当我说是汤姆猫和杰瑞鼠，好莱坞创造出来的广受喜爱的卡通人物时，他们自然很惊讶。”郎朗如此告白。
受《傅雷家书》引导而热爱傅聪而热爱音乐的人，或许很难通过《千里之行》而热爱郎朗而热爱音乐而热爱生命。因为傅聪与郎朗对音乐、对艺术、对人生的理解如此不同，傅聪可以说活过了他的时代，没有让政治压倒艺术；而郎朗在活过他的时代后，是否可以说，他没有让艺术屈从商业？
像傅雷培育了傅聪一样，可以说郎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亲切称之为“郎爸”的父亲郎国任所塑造的。一次，父亲在郎朗学琴受挫时爆发，他在狂怒中逼迫儿子要么吃药要么跳楼，儿子则回之以毁伤自己的双手和拒绝再触碰钢琴。另一次，在美国，业已长大的郎朗不堪父亲的粗暴干涉而爆发，第一次对父亲发出了诅咒，父亲选择离开，儿子最终挽留下他。这是儿子的故事，也是父亲的故事。
母亲呢？她只在儿子遭遇挫折时才走出来。
傅聪曾在赞扬郎朗的天分与技巧后，对他的演奏风格提出委婉的批评：太夸张了，其实可以不必这样。
一次，郎朗在德国参加钢琴比赛遇见了一位日本盲琴手，“他不仅仅是试图捕捉音乐背后的情感；他的演奏成了那份情感的最佳体现。他演奏时的喜悦之情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通过思想或手指表现出来的。他整个人成了音乐的化身，向我们展示多姿多彩的旋律、急促强烈的节奏、哀伤无望的故事和狂野奔放的舞姿。”郎朗这样回应傅聪对他的批评。
和郎朗同时代的钢琴演奏家李云迪被更多听众和乐评人认可，他们认为郎朗太过商业化，而李云迪才真正有可能将来成为大师。美国费城科蒂斯音乐学院院长加里·格拉夫曼曾向郎朗建议不再参加钢琴比赛：“要培养和发展你的艺术才能，你的演奏得要有一些微妙的调整，而这些变化对你的未来会有巨大的影响。那些神采超逸的作品，比如说莫扎特或李斯特的音乐，并不是为成为比赛的焦点而创作的。他们创作音乐是为了触摸到人的心灵。我们演奏音乐时传达的是诗歌。郎朗，你是一位钢琴诗人，你必须去和人的心灵进行沟通。”
加里·格拉夫曼的这一建议让郎朗和父亲都得经历一场思想与价值观上的根本转变。郎朗距离真正的大师还有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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